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著名演员濮存昕在散会后留下来接受了长时间的记者采访。濮存昕直言，“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晚会，太多太多的文艺用晚会的形式，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晚会。”(3月4日《信息时报》)
晚会是一种娱乐方式。当下而言，休闲社会远未建成，到了公共假期，休闲的景区往往变成“灾区”。公众的休闲方式很多都寄托在电视机和去现场看晚会等形式上。对许多百姓而言，晚会再多也不嫌多。就拿前段时间各级电视台所办的“跨年晚会”、“小年晚会”、“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的数量来看，近乎整个腊月和正月，满眼都是晚会。晚会的花销，不是小数目。
濮存昕的提醒，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晚会的泛滥，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追问。
一是，办晚会，是不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晚会的泛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娱乐了大众，但如果到了成灾的程度，可能会成为不折不扣的“视听污染”。再者，晚会多了，质量难以保证。而晚会所需要的硬件软件都需要准备，折腾来折腾去，晚会也就成了虚张声势的宣传阵地。即便是企业赞助的晚会，也不能因为“不花白不花”而无视“消费过度”和“产能过剩”的情况。
二者，还要追问办晚会的花销来源。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那里，由当地宣传文化部门牵头办晚会，已经成为惯例。拉到赞助还好说，拉不到赞助，就可能变成了公款办晚会。实际上，纳税人未必同意把自己的血汗钱变成一台歌舞升平的晚会。晚会自然难以逃脱劳民伤财的诟病。
三是，晚会背后有多少“权力追星”?对于一些善于办、喜欢办晚会的地方而言，办晚会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理由——领导的追星行为。2010年，某地邀请央视某女主持人主持文艺晚会，在晚会上，当地领导当场“熊抱”女主持人，夸赞其“俊，白，美”，还追问对方“我是不是男人”。这样的举动不仅雷倒了央视主持人，而且把当地百姓和网友雷了个外焦里嫩。
相比于政府主导办的晚会，政府更应该加大民生方面的保障力度，让百姓自己去表现歌舞升平，自己去表达幸福，自己去实践梦想。（王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