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丧葬有普遍厚葬的特征，但不同朝代，又有厚薄之分；同一朝代，不同地区也有厚薄之分。在中国丧葬史上，就商至秦汉这段历史来看，商代随葬品中有昂贵的青铜器，还普遍以奴隶、牲畜殉葬，应视为厚葬时期。春秋战国时，杀殉人畜及随葬青铜器都呈减少趋势，到战国时便以木俑、陶俑代替殉葬奴隶和牲畜，以陶器取代青铜器，是相对的薄葬期。秦汉时，大兴帝陵，一般官吏、商人、中小地主对墓室也要求增高，对随葬品贪多求全，并随葬大量的实用货币，掀起又一个厚葬高潮。
春秋战国时，齐国与其它诸侯国相比，与其它地区相比，其丧葬是以厚葬为主，并实行杀殉人畜制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裳，材木尽于棺椁。”齐桓公也曾在《管子·侈靡》中提倡“重送葬”，“巨瘗”，“美垄墓”，“巨棺椁”，“多衣衾”，“有次浮”，“有差樊，有瘗藏”。就是要求人们要挖掘巨大的墓室，装饰堂皇的墓地，制造巨大的棺椁，丰厚随葬的衣被，以及各种祭奠包袱、仪仗和各种殉葬物品，举行隆重的葬礼。
桓公不但这样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史记·齐太公世家》引《括地志》说：“齐桓公墓在临淄城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增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齐初的厚葬之风还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齐景公嬖臣梁丘据死，景公“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之记载。《史记·苏秦列传》也说：“齐宣王卒，闵王即位，说闵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
考古发掘也证明春秋战国、秦汉时的齐地盛行厚葬。1985年，在齐故都临淄曾发掘出两座并列埋于同一封土下的战国时期大型古墓。墓室均用巨石垒砌而成，有大量随葬物，共出上青铜器、仿铜陶礼器、乐器、漆器、水晶、玉髓饰物200多件。另外，位于临淄区大武镇窝托村的西汉时期无名冢，主墓尚未发掘，仅就清理陪葬坑中高出地表的殉狗坑、车马坑、武器坑、器物坑，就出土陶器、铁器、银器、铅器、漆器、骨器、泥器、车马器等文物，共计12100余件，其中矩形铜镜、鎏金花纹银盘、银盘是难得的稀世珍品。这都是齐国厚葬之风的例证。
杀殉人畜，可以说是厚葬的最显著标志。所谓杀殉人畜，就是在埋葬死人时，用活人和牲畜陪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杀庄公，其嬖宠之人前后十一人死。故晏婴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人。”可见，齐国是奉行殉葬制的。
关于齐国的杀殉人畜之风，文献中也有大量记载。其一，《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家大夫商量用人殉葬，因其弟陈子亢反对而未成。其二，《野获编》说：“嘉靖八年，山东临朐县有大墓，发之，乃古无盐后陵寝，其中……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其尸得宝玉之气，尚未销。”其三，《七国考·田齐丧制》引刘向话说：“昔齐威王卒，从死七十二人。”其四，《史记·齐太公世家》曾引《括地志》说，晋永嘉末，在临淄南牛山上发掘的齐墓中，“以人殉，骸骨狼藉。”史书中记载的杀殉人畜的厚葬之风，考古发掘所见亦然。临淄区齐都镇朗家庄东周殉人墓便为一证。
此墓棺椁已朽烂，主室被盗，共发现殉人26个。主墓周围有葬坑17个，其中10个坑被盗掘。每坑1人，均为女性，系墓主侍妾。其余9人，被肢解后打在封土之内，有男有女，纯系杀殉的奴隶。另有殉狗8只。齐故城东北部墓群的五号墓周围发现的殉马坑，亦可作为一证。在此墓周围长达215米的殉马坑内，殉马达600多匹，还在填土中发现狗骨30具，猪骨2具，家禽骨6具，杀殉之多，举世罕见。此外，60年代中期在齐故城东于家墓地，70年代初在郭家庄“黔敖冢”，都发现有殉葬人畜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