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关于武侠小说的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是有网友提议把古龙写进文学史，很多武侠迷对此大力支持，而反对者认为武侠不能登大雅之堂；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首次公布的小学图书馆图书基本配备书目中，武侠作品《射雕英雄传》入选其中。对此，很多“80后”感叹：比起当年偷着看武侠被老师抓，现在的小朋友真幸福。但是很多家长仍然担心，孩子看了是不是会荒废学业？武侠小说能否登大雅之堂的争论再度引人关注……
正 方
武侠作家是否真能进文学史，武侠小说是否真能适合儿童阅读？这些报道引起了人们对武侠小说的文化定位的重新看待。武侠小说流传范围之广、读者之众，远非其他通俗小说可比，特别是近些年研究金庸小说的“金学”越来越被追捧，然而誉高而毁至，随后不乏有人不满、批评和论争，斥责武侠小说是文化垃圾、快餐文化之声不绝于耳。1994年、1999年出现了两次对金庸小说的争论，卷入者众多。现在又有72本《古龙文集》被重新出版，还有多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风生水起，新一轮“古龙热”袭来。
实际上，如何评价武侠小说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由论争引发的诸如通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关系、批评家的心态等文学理论批评的问题，乃是当今文学研究者应重视的问题。
首先，人们对武侠小说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评价不够客观、公允。以往对武侠小说文学地位的争论主要围绕着金庸作品进行，并最具代表性。现在看来争论双方都有其偏颇之处。“批判方”多是以现实主义的一元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武侠，他们认为武侠小说先天趣味低下、自身的文学类型就决定了它是精神鸦片，并以纯文艺高于通俗文艺的先验立场，来否定武侠小说的艺术品位；“力捧方”则是过分专注于挖掘武侠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而没有看到其弊端和缺陷。其实金庸本人就不止一次表示了其可能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心。毕竟大批的武侠小说良莠不齐。金庸、古龙等人作品的成就在成千上万部的武侠小说中只是凤毛麟角。如今北京市朝阳区小学图书馆只选择了性格憨厚仁义、敢于抗暴的“靖哥哥”，而没有选择贪财好色、左右逢源的韦小宝，自然有其原因，我们必须冷静看待。
其次，就文学的雅俗问题而言，雅俗是两种审美取向，并无高下之分。可这种雅俗共赏的理想化的文学观念，似乎总是在某些具体社会环境、文化语境中遭遇“话语霸权”的挑战。从批评家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在批评中的霸权现象。有人说：“一个通俗小说作家（指金庸）怎么能做中国最高学府的名誉教授呢？”还有人说：“若将小说分为三六九等，在严肃的高雅人士面前，武侠小说估计是不入流的一类。而且武侠小说无非就是报仇、寻宝藏、找武林秘籍之类的，成天打打杀杀，大多数是一种模式。”各批评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所持的批评理论的相异，常常在批评同一对象时所持的见解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迥然有别，这却容易致使价值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这恰恰反映批评者批评手法的单一性、落后性等。真正的文学批评应是一种向他者开放的对话，而不是裁决。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文本，批评家却得出了完全相左的评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武侠小说的批评是否立足于其恰切的文化定位。笔者认为，考察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应立足于它作为大众文化组成部分，不能“一竿子撸到底”，简单地对这一类型文本的文学意义作彻底的否定。而它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精英文化的标准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要求。毕竟在海内外的华人文化圈中，那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迷上金庸及其他武侠文学作家，说明武侠小说这一类型文学有其独特生命力，满足着人们某种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诚如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否定金庸，但没有一个出租书屋的老板会拒绝金庸。”
对武侠小说的文学江湖地位之争反映了当下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剧烈冲突，如果这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让学术文化走上更加健康有序的轨道，或许其意义也就超过了论争本身。（晗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