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这几个老师特别会讲故事
主讲人：我不过是将人们心中的朴素真理唤醒
批评者：缺乏对待厚重历史应有的严肃
“看到你导师在百家讲坛的节目了！”研究生小罗的手机上最近总收到相似的短信。事实上，自从导师上了“百家讲坛”，他就难得见到导师，好几个周例会都被导师“放了鸽子”，见面也像是在“抢时间”。
与小罗一街之隔的中学里，去年夏天还随处可闻“PK”、“玉米”等来自“超女”选秀的流行语，今年夏天却变成了“‘诺’，就相当于现在的‘OK’”、“曹操对各路诸侯说：现在是灭董卓的最好时机——董卓已经把洛阳烧掉了，还劫持了皇帝，基本可以把他定位为恐怖组织了”……而进入冬天，学生们张口就是：“于丹老师说……”
2006年十一黄金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于丹＜论语＞心得》之前，“于丹”对于公众还是一个陌生名字。但在随后的2006年11月26日，她在北京创下一天签售1．4万册的奇迹。“截至目前，已售出百万余册。”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沈致金说。
借助央视“百家讲坛”，一批学者成了2006年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今年夏天，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讲稿——《品三国（上）》首印55万册售罄，而年末则轮到了于丹。他们的“粉丝团”，如“乙醚”（易中天的粉丝）、“鱼丸”（于丹的粉丝）、“年糕”（阎崇年的粉丝）、“海飞丝”（纪连海的粉丝）也不断涌现。
一个多月前，于丹在京首次签售《于丹＜论语＞心得》的那天，天气阴郁寒冷，但是排队等候的读者还是里三层外三层。70多岁的蒋老汉是特地从山东潍坊赶来的，从早上7点起在寒风中一站就是6个小时，一口气买了三本于丹的书，“四书五经是我们的宝贝啊，小的时候在私塾里就跟先生学过。”见到于丹，蒋老汉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给大家把孔子找回来了！”
“在没有外力的强迫下，这么多读者愿意在炎炎夏日或猎猎寒风里排队苦候易中天、于丹，一定是因为他们拨动了读者内心深处的某根弦。”北京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这样分析。
对自己的“一夜蹿红”，既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是节目策划人的于丹非常清醒，“《论语》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的儒术，不是处庙堂之高而临万民的儒教，也不是历代书生皓首穷经追求的儒学，而是中国人心中的朴素真理和准则。‘百家讲坛’会火，是因为所讲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东西，我所做的，只是将人们‘心中的朴素真理’唤醒。”
有统计数字表明，“百家讲坛”的观众群，有从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老人，从工人到学校院所里的博导。对此，于丹觉得“不奇怪”。“因为这个节目目前的定位，就是15岁以上的观众都能听懂。15岁是个什么概念？只要具备了初中文化都能听懂。”
事实上，据“百家讲坛”前任制片人聂丛丛介绍，早期“百家讲坛”的目标观众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阶层。但在2003年，这档节目的收视率，最低时几乎为零。
这迫使“百家讲坛”放下身段。
转折始于阎崇年。2005年阎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创下高收视率。自此，“百家讲坛”将内容定位从人文、自然和社会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百家讲坛”现任制片人万卫称，“原先，知识的专业化是这档学术节目与观众间的屏障。索性让节目变成一座‘桥’，使专家和学者走近百姓。‘讲坛’的信条变为‘就熟说生’，讲的内容，必须是老百姓有一定的了解，不能从零说起。”
改变的效果是明显的。
对“百家讲坛”的内容只能听懂个“大概”的小学五年级学生黄俊悦说，“以前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但现在，为了陪我看‘百家讲坛’，妈妈连她喜欢的电视剧都不看了。因为‘百家讲坛’讲的都是经典。”
30多岁的张新宇女士也是“百家讲坛”的忠实粉丝，她锁定“百家讲坛”纯属偶然：当她坐在电视机前，在各个频道间快速切换时，“一个圆润的女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最早吸引我的并不是《论语》的内容，是于丹超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万卫也承认，主讲人的表达能力，确实是栏目挑人的首要因素，“如果说，阎崇年是一个不自觉的突破，那么刘心武让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定位——以故事带观点。”
作家刘心武以秦可卿为线索，层层设疑、揭秘的方式说“红楼”，聚拢了大批拥趸，成功开启了“百家讲坛”系列化、规模化、悬念化的“说时代”。
“说时代”的另一个成功典型易中天也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而于丹表示，“故事是我的传播策略，也是一个载体。电视是视听思维，需要情节去承载。有情节就有悬念，就能体现个性，才能吸引观众。”
“因为这几个老师特别会讲故事”而喜欢上阎崇年、易中天和于丹的历史系大二学生小黄，通过“百家讲坛”，找到了接近传统经典的捷径。“如果是自己去读，语言的障碍弱化了阅读的快感，听专家用深入浅出的故事呈现出来，接受时就要容易得多。”
不过，学术门槛的降低虽然成就了“百家讲坛”，却也导致了这一节目频遭诟病。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赵林在“百家讲坛”开讲“文明冲突论”后，终止了双方的合作。理由是——“‘百家讲坛’快成故事会了”。在赵林看来，“故事化”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学术层面上的弱化。“感情化、短平快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习惯于拒绝宏观深刻的东西。”
还有观众批评道，“百家讲坛”用太过世俗的俚语讲解经典，让人听来感觉是在调侃历史，缺乏对待厚重历史应有的严肃。
而那些由“百家讲坛”走红的“学术明星”，也一样不得不面对来自学界、民间的掌声和棒喝。先是刘心武“红楼秦学”遭到诸多红学家的“学术围攻”，继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等人也对易中天《品三国》提出了“时尚历史”的批评。走红的于丹旋即也被贬为“文化奶妈”。——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百家讲坛’只是在国学热里添了把火。”
对这股“国学热”中潜藏的危机，拒绝与央视继续合作的赵林颇为忧虑，“‘百家讲坛’是多元社会中的一种声音，有拓宽民众知识的一方面，但出版界和媒体不能因为要让学术走近大众，就有意去迎合，百姓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
学者李泽厚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浅思维的历史热”，一方面是有市场，读者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众没有更好更多的选择”。
对这些争议，于丹辩解，“百家讲坛”定位的改变与电视的传播方式有关，“电视不是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而是口耳相传，我们当然要考虑观众的需要。”
然而，不管外界如何争论，听惯了易中天老师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的王阿姨，还是会在“百家讲坛”每集结束的时候在记事本上记下当天听到的地方，在日历上描一个圈，然后拿上菜篮子出门，心里却惦记着：下一集“讲坛”，会讲什么？
作者：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