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小品创作面面谈
力避技术对艺术的伤害
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作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强大，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延展至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比如艺术创作，作为人们审美地把握生活的精神劳动，对于现代传媒的借重和依托，甚至走向了因过度依赖而受制于媒介的局面。艺术的审美趋向，也由主要是对思想内涵的追求，逐渐转向更重形式技巧的追求。尽管科技与传媒的结合衍生出诸如摄影、电视剧和动漫等等新兴的艺术创造样式以及电视晚会等全新的艺术承载方式，极大地丰富着艺术的创造承载手段与传播影响能力。但是环顾当下的艺术创作和媒体传播，由大众传媒强势介入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正像一柄无处不在的双刃剑，在极大地撬动和助推着艺术创作进步的同时，也严重地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健康开展与持续繁荣。创作如何避免因过度借重或滥用科技而形成“技术审美”偏颇，便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所谓艺术创作领域的“媒体霸权”，指的是艺术在与电视媒体结合的过程中对于媒体的过度趋附和媒体对于艺术的强求，或者干脆是指艺术对于电视媒体的无原则投靠和媒体对于艺术的破坏性改造。而所谓“技术审美”，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以传媒需求代替艺术追求的技术主义操作规程及其评价标准，包括因此带来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种种误导、限制、冲击乃至异化。
仅以电视媒体对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为例，就有诸如限制时长和篇幅、规定情境与效果、扭曲节奏与过程、固化风格与类型等等方面。具体如相声和电视的结合，就存在着一个节目的篇幅和时长一般不能超过12分钟，每一到两分钟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逗笑观众的响“包袱”之类的要求与规定。而到了像央视春晚这样的特殊舞台，则更是在时间与节奏的要求上细化到以秒计算，而忽视表演者与现场观众展开审美交流时可能产生的节奏调整。其结果是，一定情境里的规定程式，导致表演者不再是能动性很强的艺术家，更像是电视编导手中的木偶，或者当众背书的小学生。审美情境的僵化设定，极大地破坏着艺术表演的创造灵性。更为可悲的是，有些电视编导要求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说相声时，为了照顾电视艺术视听结合的传播特点，有意增加表情动作，以致动作性的辅助表演元素无限扩张，而语言性的主体表演特质相应弱化。其后果是，原本主要是靠语言叙述来完成的曲艺表演，逐渐异化为依靠舞台动作支撑的戏剧小品。个别相声节目被时而标注为相声又时而标注为小品的混乱现状，以及许多相声演员不常说相声却热衷于演小品的客观实际，正是这种变异的典型表现。至于将“说学逗唱”作为相声艺术基本表现手段的传统说法，“创新”地表达为“说学逗唱演”，也属这种异化的表现之一。对于相声而言，“说学逗唱”就是“表演”，不需另要加上一个“演”字。而将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增加一个“演”字，无非是强调辅助相声说表的“表情动作”。可对相声的表演来说，虽然不排除表情与动作的有机辅助，但其听觉审美的主要特质，决定了“表情动作”永远居于次要地位，不能与“说学逗唱”相提并论。换言之，在广播电台里听相声，没有“表情动作”的辅助完全可以完成审美创造，不仅无损接受效果，甚至还会引发听觉联想；而如果没有了“说学逗唱”，则万万不能称其为相声，道理就在于此。
当然，由电视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连带形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涉及的领域和方面也非常之多。但不管其直接与间接的表现形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惟电视媒体的需求马首是瞻，很少尊重和兼顾艺术生产的自身规律。概括说来，其影响还包括以胡编乱造代替深入生活，用解构经典和破坏传统亵渎英雄并消解崇高；题材内容上迷恋宫廷、戏说历史、渲染谍影、专注武侠、垂青商战；人物塑造上多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少平民百姓与普通英雄；主题立意上追逐欢乐，回避悲苦，艳羡富豪，无视贫贱，少道义担当和关爱悲悯；艺术呈现上重外在技巧，轻内在本质，不向内心深处开掘，只在神经末梢搔挠；重声光电营造，轻真善美表达；审美趋向上以娱乐冲淡思想，近轻松而远沉重，用性感置换美感，重热闹不讲门道；资金投入上用制作替代创作，厚舞台而薄角色；价值评判上以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取代心灵感动、形象塑造与深刻思考，以看点、笑点和卖点遮蔽焦点、难点与观点，只顾吸引眼球，不在乎世道人心。
造成电视媒体“霸权”时代“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因由，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了艺术创作。只注重电视媒体本身的传播效益，不尊重传播对象的规律特点；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讲求长远的艺术理想。重消费，轻积累；重创新，轻传承。把艺术视作技术，使审美沦为娱乐。偏重观赏性，轻视艺术性，淡化思想性。而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某种程度上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作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所及，许多剧场中的戏曲表演，也沾染了违反艺术本体特征的“技术审美”病症，以“大制作”替代“精创作”，以实景搬演替代写意传统，道具堆砌，角色不再。流风所至，艺术创作的资金投入，也因“技术审美”的需求而转向舞台美术及其豪华制作，较少用于脚本创作和演员排练。好比时下的礼品及其包装，外观越来越豪华，内容却越来越干瘪。供给耳目的视听欢娱被高高地凌驾于心灵的抚慰之上，至于精神和思想的审美饥渴，则因此而被排斥在感官狂欢之外。
扭转上述偏误并遏制这些趋向，因而非常迫切。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高扬艺术生产和传播以社会效益为第一标准的价值理想；其次要重申并强调传媒与艺术家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确立并落实对于媒体和艺术的正确评价机制与标准，彻底纠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评判偏向；建立健全适宜艺术创作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政策环境。在全社会营造能使艺术创造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适宜氛围和良好环境，使艺术创作尽快走出因电视媒体“霸权”形成的“技术审美”困境，最终使艺术创造回归塑造人们向上精神与美好心灵的价值原点，努力实现艺术生产的真正繁荣。（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吴文科）
有市场，还要有佳作
能够传世的相声，一定要在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形成较完整的有结构、有层次、有一定艺术品位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才能完美体现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相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艺术走到了三岔路口，有人说相声界正在上演一场“三国演义”。如果给当下的相声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种是拿相声当买卖的经营派，他们靠说相声生存，过去也叫“上买卖”，在他们看来，说什么不重要，让观众高兴，能赚到钱就行；一种是拿相声当日子过的正统派，他们视相声为生命，以坚守为己任；另一种是为了好玩儿说相声的后现代派，为什么说？说什么？怎么说？都无所谓，自己开心就好。纵观这三类相声人的追求和表现，生存状态不同，表演环境不同，其表现形式自然不同。
以上三种不同形态的相声，尽管道不同、谋不同，可是，有一点相同——几乎都拿不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像样作品。心态浮躁、思想肤浅、作品浮肿是当下相声的通病。中国观众喜爱相声的情结没变，相声有市场没作品、有大腕儿没好段儿、有笑声没品位、有票房没口碑的现象普遍存在，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相声作为一种拥有广泛观众基础的民族表演艺术，百余年来，涌现出几代深受人们喜爱和尊重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作，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相声作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幽默表演艺术精品，为传播中华文明、弘扬传统道德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相声艺术不该滑入庸俗搞笑的泥潭。相声如果放弃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仅靠油嘴滑舌玩噱头取悦于人，迟早要被厌弃和淘汰。
要使相声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相声业界人士都要自重、自爱、自省、自强，共谋这门深具民族特色、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健康发展。
一要着力培养创作队伍。相声不是简单的“语言艺术”，也不是一般的滑稽玩儿闹。相声是幽默表演艺术，属于广义的喜剧范畴。相声的创作难度相当大。顺天时、接地气、得人心，与广大观众无障碍的交流和沟通，是相声艺术百年不衰、深受欢迎的制胜秘笈。当下，相声创作的严重缺位，是造成相声艺术水准下滑的根本原因。有些相声演员，特别是新生代，过分依赖网络笑话和网络语言，七拼八凑一些包袱就上台表演。在传统相声作品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虽然会受到观众一定程度的欢迎，但仍然满足不了观众求新求异的鉴赏需求，似曾相识的包袱与出人意料的效果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能够传世的相声，一定要在作者观察生活、提炼生活，形成较完整的有结构、有层次、有一定艺术品位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经过表演者二度创作，才能完美体现。
二是要善于发挥相声优势。相声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它扎根于民间，长于讽刺与批判，它抑恶扬善，帮助人们在笑声中省视人性的弱点。相声讽刺的指向和分寸十分重要，它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说实话，春晚的舞台不是相声艺术的最高殿堂，相声的真正舞台在民间。因此，相声也要“走转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相声作家、艺术家都要放下身段，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吸取营养，为人民创作，为人民说相声，这才是繁荣相声的根本出路。
三是要探索开放的审美批评标准。对新生代的相声表演群体，要善于引导他们先学传统，把根扎稳；对依靠相声生存的“经营派”艺人，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艺术品位，提供适合他们在市场演出的优秀作品；对为数不多的相声界的领军人物，要支持他们下大气力多出精品力作，要以“历史的标准、美学的标准”，引导他们发挥相声“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引领作用。（辽宁文联 崔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