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时代”的痕迹
记者：在您看来，这种到处“留名”的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林：说不好是什么时候形成这样的风气的，我想解放前应该是没有的，即便有也不会太多。我感觉比较多的时候，应该是“大串联时代”，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走到全国各地，比如他们到了北京看到长城、故宫等名胜，便会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于是自然就想到要留下自己的名字，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出门远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我家在无锡，虽然离上海很近，但我小时候从未去过上海，因为那时家里太穷。这种情况下，参加大串联的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特别是来到一些久负盛名的地方，那种惊奇、得意和成就感，使得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最终这种“留名”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记者：这种“留名”现象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呢？
彭林：开放以后，人们逐渐富裕，有能力、有时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到今天，旅游已经成为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也成为许许多多人假期的正常安排。但是以前形成的那种观念却没有改变，反而是到处蔓延、更加普遍。人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财富增加了，但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在公共场所的礼仪和生活规则，没有得到训练和熏陶，这可能是现在“到此一游”现象仍旧普遍的原因。
礼仪不是标语和口号
记者：如今“到此一游”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生活规则的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彭林：公共生活的规范规则，也称为公共礼仪，这是一个需要教育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现在到处都是口号，比如你去机场、火车站或其他公共场所，大电子屏幕上一般都会写着“做文明的北京人”，可以说到任何地方均有类似的口号和标语。但这些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行为准则。真正的礼仪，不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电子屏幕上、电视、报纸以及书本上的文字或条款，而是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身上和心里，如果礼仪不能成为人们自然遵行的一种本能，而只是停留在标语口号上，那样其实礼仪就已经死掉了，就成了木乃伊。
记者：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传统中缺少公共生活的规范，缺少公共礼仪”，是否真的如此呢？
彭林：这绝对是一种误解。现在很多人不看、不听，一说到传统，似乎就觉得是落后、封建的东西。其实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而民族礼仪是这个民族生活的经验、道德的体现，重建礼仪应该从民族礼仪开始，而不是去寻找外来的礼仪。中国传统的民族礼仪中，关于公共礼仪的东西非常多也很丰富，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都有完善的礼仪规范，一个人从启蒙开始，就会接受礼仪规范的教育，《三字经》、《弟子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公共礼仪的叙述，比如像“长者先，幼者后”，是说老人先行；再如“登高不呼”，是指登上山顶城墙不要乱喊乱叫；再如教育人们东西不能乱放，哪怕一本书也不能污损。
民族礼仪应成为一门课
记者：在您看来，应该如何从民族利益中重建公共生活规范和规则呢？
彭林：首先，主流的教育体制中，礼仪应该成为一门课程。礼仪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小培养人的行为规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重拾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礼仪，也做了许多准备，甚至做了教材，但是仍旧比不过西方礼仪的影响力。现在各种西方礼仪的课程非常热门，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西方礼仪加入到中小学课程中，与此同时社会以及公众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礼仪，却不怎么认可，也知之甚少。其二，官员应该首先接受礼仪的教育，并成为礼仪的表率，这对普通人有一个文化引领的作用。其三，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民族礼仪，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示范作用对于民族礼仪的重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记者：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什么可以让民族礼仪被更多人所接受和遵行的方法吗？
彭林：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觉得政府应该对传统礼仪给予一定的扶持，这会使得人们对传统礼仪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才会认可。比如古代有一本书叫做《仪礼》，是最原汁原味的一本礼仪规范的典籍，我们一直想把这本书拍成影像资料，以便于宣传和教育人们了解传统礼仪，但是一直以来很难获得支持，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构或个人支持这件事情，我想今后将有更多的人致力于传统礼仪的传播和教育，传统礼仪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遵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华传统礼仪读本》等。（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