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首都博物馆推出了“早期中国”的展览，集中展现几十年来关于早期中国历史探索的成果，很有意义。
什么是早期中国？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我个人认为应该从祖国大地上最早出现国家组织算起，到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商代晚期之前为止。展览大致框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400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认为，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是我国的人文初祖。但据后人拟定的黄帝纪元，今年只是4707年。当然，这都只是一种传说和推想，不必深究。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中第一篇《五帝本纪》就是从黄帝讲起的。他说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禹是黄帝的第四代孙。禹被他的第四代孙舜所重用，舜则把帝位禅让给他的老祖宗禹。更有甚者，在《史记》的《三代世表》中，商纣王是黄帝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是黄帝的第十九代孙，按照世次算应该是商纣王的第十四世祖。可是他亲自率兵讨伐纣王，并且把商王朝给推翻了。
如此颠倒的历史是很荒唐的。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断有人对这种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到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彻底推倒两千多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推倒了旧有的古史体系，真正的中国古代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顾颉刚曾经明确地指出，应该借重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史。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从事考古学研究。
在近代考古学开展以前，有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被确认。之后各家竟相研究，成绩卓著。就此王国维先后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影响尤大。他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中的《殷本纪》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广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殷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研究后来成为引发对安阳殷墟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契机和出发点。所以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时候，虽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却仍然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同样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河南偃师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比郑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级遗址时，却可以从文化内容的分析认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从此又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或史前考古学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轨，虽然是学术界很早就提出的课题，但直到这时才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基础。早期中国历史的构建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