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终极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是人类理智的最终胜利。那时候的霍金热情洋溢，陶醉在奥秘的掌握里。很多年过去了，与霍金一同兴奋的人们却得到这样的消息，他放弃对终极理论的寻求。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一标识，让我们认出几千年来西方人运思的轨迹。没有中断，不过在人和神之间闪烁不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运思之在西方，始终一迷途而已。爱因斯坦，这个科学的象征性人物，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上帝时，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问题何以让爱因斯坦为难？他拿不准。原来，爱因斯坦或霍金不过一“迷途羔羊”罢了。
西方哲人置身“闷罐”
《圣经》说人只能看见上帝的背影。西方人从古至今的运思拖长了这“背影”，命定埋没在其中。一切努力均告多余。
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这下好了，他应该清爽。维特根斯坦没理由让人费解。然而他为什么一会指出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八道，一会又表示对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肃然起敬呢？他摇摆于说与不说之间，作为人的处境之无奈完全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维特根斯坦把问题对人的逼迫推向极致。他认为人若确实能够提出问题来，就会有答案。这是什么意思？问题不是一直让他揪心吗？怎么到头来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在问题面前，维特根斯坦之难堪让人印象深刻。闷罐，试着想象一闷罐，他就住在里头。
《圣经》说得明白不过：看见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终其一生无缘亲睹上帝，即是人无知。西方人从来都乐于谈论人的无知，只是到了后来，脑袋发昏才把这事忘了。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
中国人从不感困扰
《庄子》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中国人也讲无知，但此“无知”不是彼“无知”。彼无知有一个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无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会误入歧途，亦即所得“浅矣”。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则“浅矣”。从这样的视角看西方人，他们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不知就是让人放弃思，因为宇宙之存在与人类认识无关。上帝的知打杀人的思。人不思，上帝连出场的份儿都没有。《易经》说：天下何思何虑！
中国思想有一个谜，中国人从来不受终极问题的困扰。为什么会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有学者称，这等于没有回答终极问题。没有回答还是无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有答案：道生万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万物自己如此！所谓无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中国人回避终极问题，这种看法很流行。实际上，没有回避，只是问题消失了。
探求万物的本原，为什么中国人讲“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讲“被造”？因为后者带着问题去思，前者之思却起自问题消失之后。维特根斯坦徘徊于说与不可说之间，他的不可说是说的失败，而说暴露的是不可说之痛。
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了，中国人就是清爽！因为没有问题，中国人心灵澄澈。问题把西方人带到上帝面前。问题消失，中国人回归自身。像维特根斯坦那种尴尬，不会出现在中国哲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智慧让问题消散无余。
终极问题的出路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损”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净。道无为而人有意，浑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对道，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丝一毫的人意，便无法领受。中国思想的源头是没有人的因素的。这是说，对存在为何，人必须保持无所作为。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国思想做到了这点。
西方人不懂自然为何。在其思想传统里，上帝就是自然。而这个“自然”，却是人之思的产物。没有问题，被造意识就不会产生。没有问题，纯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西方人的被造意识，除了从无到有的被造，还有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将从何解释？上帝“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圣经》如是说。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万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创设的。
中国人也赞叹宇宙之神奇。但神则神矣，却非有意为之。中国人之思只用在领悟上，人的筹划是没有的。人一旦被问题逮住而不能脱身，西方思想就是一条出路。没有问题，中国人无需那条路。
中西方不同的精神生活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好像没有死亡问题，或者声言不怕死。证据还挺大，孔子不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吗？有结论称：中国人回避死亡问题。这结论如果由西方人作出，当然不奇怪；如果由国人作出，则入其彀中了，即“钻入闷罐”。
正如中国人没有回避终极问题一样，也没有回避死亡问题。如果问题在，则有所谓“回避”，没有问题，何来回避？死亡问题就包含在终极问题里头。若终极问题可以解决，死亡问题便迎刃而解。儒家从来没有试图解决死亡问题，它讲顺化，即大化流行，顺而应之。孔子把人从对死的关注导向关注生，是让生来消解死。“生生之谓易”，这与《易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达观，原因在这里。
把死当作问题来解决的是西方人。人岂能解决死亡问题？“解决者”为上帝。“让我死，为了不死，为了瞻仰你的圣容”，奥古斯丁这么说。这条死亡的暗道，由问题砌牢，人是永远都走不出来的。人不能免除死亡，让西方人手足无措。宇宙必将毁灭，更使他们凄凄惶惶。此种情状，只有带着问题去思，才能作至深体验。终极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绝然有别于西方。以儒家论，其典籍浩繁，找不到关于生命悲惨的说法。倘若人担忧死、毁灭等等，怎能免于悲惨？其
悲在于：问题非人所能解决。儒家讲天命，讲的就是听天由命。 科学也显得“无能为力”
科学改变世界。要判明宗教与科学孰是孰非，只须抓住问题来讲。科学能够解决终极问题吗？不能。对终极问题这个“人之思”，科学尽显其怯弱。
在中国思想中，世界保持原样，人做不得任何手脚。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畏”，就得尊重。西方思想破坏原样的世界。破坏由问题引致。人解决不了终极问题，上帝介入世界。
由问题切入，西方人的思想经历大起大落。科学之所以激扬澎湃，说起来叫人沮丧。什么时候科学自以为是，当下即可确认必定是置问题于不顾了。正是对存在这一事实的追问，启动了科学，最终又把它逼上绝路。科学依仗人之思，这“人之思”始终只能对着“事实”，而无法创造“事实”。科学发现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使人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预期，了解会进一步深入。但无论如何，发现与创造毕竟是两码事，这决定了重提上帝是西方思想的唯一出路。
上帝自有永有，此乃西方人的“自然”。此自然当然不是中国人的自然。
西方思想企图改变世界。
中国思想揭示世界本身。
作者:廖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