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是一个“迂腐的老头”。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恰恰相反,孔子是一个乐天知命、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智者。诚然,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但这种“坚定”决不是刻板、拘泥和迂腐。
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有一个叫尾生高的人,以守信、热心著称,他守道义但不知变通,结果送了命。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有按时来,尾生高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不愿失信离开桥下,就抱住桥柱子死守,终于被淹死。
史料记载,孔子不喜欢拘泥、固执的尾生高。在《论语》中,孔子还批评过曾参的“愚孝”(曾参以孝著称,一次被父亲体罚以至于昏倒而不躲避,孔子批评说:这样不是容易陷父亲于不义吗?)；也批评过子贡的“谦让而止善”(子贡替一奴隶赎身,政府奖励他,他认为做好事求回报不道德,所以不要奖赏,但孔子认为这样的示范效应不好:以后还会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好事吗?)。守信、孝顺、谦让当然好,但不分情况的拘泥与固执就不好,大的原则坚持住,就要“通权达变”和“与时偕行”。
《易经》中有“时中”的说法,也就是在坚持“道义”的前提下“合乎时宜”,还要“随时变通”。孟子认为孔子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评价他为“圣之时者也”,并认为孔子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集圣贤之大成”。
孔子及儒家思想之所以上千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中一个奥秘就是它有“活的灵魂”,我们认为这种“灵魂”就是其时代精神。
回顾儒学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之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是其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从唐朝开始,佛教影响已然非常强大,其学说和组织形式具有许多优势。历代儒家从一开始的排斥,最终走上一条借鉴吸收、融合提升的路子,最终形成影响巨大的“心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新儒家”。
到了近代,面对西学的强大攻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学一败涂地,国人的文化自信荡然无存。一部分儒家学者为了应对西学挑战,兴起了所谓“新新儒家”(也叫“三期儒学”),期望在儒学“花果飘零”后,能够“灵根再植”、“反本开新”。到今天,他们的孜孜之求已经初见成效。
2013年末,习近平同志在孔子故里曲阜考察时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其实这正是儒家真义所在。
离开了时代,就没有儒家；离开了生活,就没有儒家；离开了人本身,也没有儒家。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新的使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李路 (本文作者为《儒风大家》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