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注，各有良莠。杨伯峻是以语言学的学术底蕴去读的；钱穆是以纯正国学、传统的解经思路去读的；南怀瑾融通佛学与道家，而对《论语》作了别样的阐述；李泽厚则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管窥《论语》。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其他注译不能赶超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去考察，就会发现它们也都具有很多相同的缺点。
首先，以上各注都侧重对《论语》每一章语录进行解读，而对《论语》的整体编辑思路、各篇主旨及章节脉络一无所发。
实际上，《论语》的很多语录是上下文紧密联系的。比如《论语·八佾第三》：
『１８』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１９』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很明显，第『１８』章是告诉我们：如果与领导相处事事尽礼的话，别人就会说你在拍马屁。本章只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是，第『１９』章马上就帮我们明确指出了如何与领导相处的方法――“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将上下文结合，方知孔子真义：下属对领导不必事事尽礼，只要工作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人解读《论语》时，难道就没有注意到它这种上下文紧密联系的特点吗？并不是这样。
杨伯峻和钱穆在解释“论语”的命名时，都指出了《论语》经过精心“编辑”这一重要事实。杨伯俊的《论语译注·导言》，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取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论语》是经过孔子的弟子精心编纂的，而绝对不是简单的凑合。所以各条语录之间，肯定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且不可分割的。
此外，南怀瑾在《论语别裁》正式解读经文之前，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可见他已经注意到《论语》的编辑特点，隐约感到《论语》的每一篇其实都是一篇逻辑通顺的文章，而整部《论语》的二十篇，也同样是构思严谨、严密的一篇宏论。但遗憾的是，他在具体讲解经文时，又放弃了上下文相联系来发挥经意的正确方向。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感到《论语》编辑的严密性之后，还会放弃这种整体性考虑的方向呢？我凭着撰写《隐藏的论语》书稿的亲身感受，觉得他们放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这两个原因，也是以上所评述的《论语》今注的另外两个共同缺憾。
第一个原因，是不知如何下手去研究《论语》的中心思想。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大家不自觉地被“注疏格式化”了。
所以，我潜心思考每一条语录所具备的深刻内涵，谨慎论证它所在的位置究竟能对篇题起到什么样的阐述作用。这样我就先得到每一篇大致的中心思想，再将这二十篇的中心思想罗列出来，考察篇与篇的内在关联、说理的逻辑顺序和脉络，并分析它们分属于孔子思想的哪一部分。就这样，一幅“燕鹊图”就诞生了。所以，我是先发现《论语》的“燕鹊图”式结构，而后写成《隐藏的论语》的。之后，大概是完成《隐藏的论语》初稿的大约两个月后，我又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彻底破解了《论语》二十篇之所以按现在的顺序编纂的原因。这一连串的突破，使我深感《论语》编辑者的良苦用心，深感《论语》内涵之精深不可穷尽，也更坚信读《论语》的方法，必须要将整部书、每一篇通篇予以考虑，继而结合每一条语录的上下文结构、说理逻辑去理解，才不致偏差。应该说，拙著《隐藏的论语》的最大特点，就在解读方法上的“论”与“语”并重，这是前人所从未有过的，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于《论语》中获得更多启发。
阅读更多《论语》今注：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第２版
《论语新解》，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３月北京第２版
《论语别裁》，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１版
《论语今读》，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１版
《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北京第１版
《发现论语》，杨润根著，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北京第１版
《论语通译》，张葆全译析，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１版
《傅佩荣解读论语》，傅佩荣著，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１版
《论语的管理智慧》，马千里著，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每日论语》，曾琦云评注，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１版
作者：新燕顿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