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6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中旬举行的活动，是襄樊十几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本科毕业。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一年多来，有2／3的受助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一名男生写过信，但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白眼狼”。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终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接受记者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段父有些愤愤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来说，则是尴尬、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绝大多数贫困生的心是孤僻、内向、焦虑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胡邓分析，他们的骨子里往往深嵌着强烈的自尊与过度的敏感。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8月27日，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一对一的交流，总共不过两分钟。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资助者严阿姨的公司实习。他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