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全国观赏园艺界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在成都透露说，长期悬而未决的中国国花问题，很可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得到确定，他本人希望梅花和牡丹最终能成为双国花。陈俊愉院士是在出席中国第十届梅花蜡梅展览暨中国成都第三届梅花节时说这番话的。
陈俊愉院士表示，目前互联网上开展的国花评选中，牡丹和梅花各自以基本平均的40%支持率位居其他花卉之前，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的原则，选择牡丹和梅花作为双国花应该是可取的。”陈俊愉院士同时对双国花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说，一国两花在世界上并非没有，日本就是以菊花和樱花作为双国花，墨西哥也是以仙人掌和大丽花作为双国花。他说，在一个城市里，双市花也是存在的，如北京就以菊花和月季为双市花，无锡则以梅花和杜鹃为双市花，所以我认为双国花是可行的。
中国国花须具备四条件
国花的评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分布要广泛；二是外观要漂亮；三是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四是要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
国花评选历经20年，始终未有结果，有人叫好，有人反对，有人质疑。最近，中国林学会再次着手组织评选国花，并已呈报给全国人大审议。此番逐鹿，波澜再起———
国花空缺
全世界约有花卉3万种，原产于我国的花卉就有1万—2万种。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为此赞誉“没有中国的花卉，便不成花园”。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国花，中国是惟一尚未确立国花的大国。
由于没有国花，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新闻报道出现了“以中国国花牡丹为背景”的笑话；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国花的空缺，更成为悠悠古国的世纪遗憾。
其实，中国花文化情结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欣赏花，不仅欣赏花的颜色、姿容，更欣赏花中所蕴含着的人格寓意、精神力量。陶渊明之“采菊东篱”、林靖和之“疏影横斜”、周敦颐之“出污泥而不染”、孔夫子之“兰当为王者香”、苏东坡之“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中国绘画的一大半儿就是画花卉。有的人穷其一生，就是为了把一种或几种花画好。画好一种花是不容易的。中国有多少以花命名的女人？中国有多少花被女子用做名字？这在外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栽培牡丹，在唐代，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被誉为万花之王。“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仿佛还可依稀看到唐人对牡丹无以复加的痴情和偏爱。到了清朝，慈禧一句懿旨，将牡丹正式定为国花。而在文学艺术史上，梅诗、梅画数量之多，足以令任何一种花卉都望尘莫及。1915年版《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29年，梅花曾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国花。从花的角度，可以解读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文化史。
于是，有网友将评选国花的理由归纳为：中国悠久的花文化及其对国人有着深刻的精神影响；国花的评选体现了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需要通过一种媒介来表达友好的意愿；助于带动中国花卉产业的发展。
我们要有自己的国花，以此作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海外游子看到中国的梅花、牡丹之时自然会涌起一种奋发自强的自豪感；当外国友人看到中国国花时，他会说China。
国花异议
不久前，一位名叫杨仕智的先生在《人民日报》撰写《国花、国树和国鸟非评不可？》一文，对评选提出异议，并认为“倒是有好多比评国花、国树和国鸟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许多事“比搞什么评无多大实际意义的国花、国树、国鸟要重要得多”。
“自然界的物种是平等的，我们人类没必要把它们分等级。不管选定的国树、国鸟、国花是哪种，必定会使一大批的国民不悦，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心中的偶像落选了，他们那难以改变的思想感情受伤害了。如果为了追求美或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而进行评选国树、国鸟、国花，那我们在评定国树、国鸟、国花后，还要评国鱼、国虫、国禽、国兽……永远都没完没了。”一位学者在新华网上如此评说。
没有国花，于国家主权无碍，于民族精神无碍，于国势前程无碍。
相反，几乎任何一项评选后面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各地和各行业协会如此兴师动众地争抢“国”字号，也是考虑到“国”字号会给行业和地方的经济和名气带来难以估算的价值和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评选，一次是梅花夺魁，牡丹居亚，另一次则是牡丹称王，梅花位次。在1994年的评选中，两者的竞争更达到了白热化阶段，甚至由花与花的竞争演化为了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河南洛阳成立了市长亲自挂帅的“牡丹争国花领导小组”，再加上北京、陕西省西安市、山东省菏泽地区等的加盟，联合成立了“全国牡丹争评国花办公室”，四方“游说”，力捧牡丹为国花。最后专家确定下的两个候选方案是一国一花(牡丹)和一国四花(牡丹、荷花、菊花、梅花)。而评选小组组织了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投票，结果牡丹以18票获胜。
一场普通的国花评选，却差点成了一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八仙竞技，其中的问题在事隔近1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花魁谁占
20多年来，为什么始终没有评选出国花？
据中国林学会透露，国花的评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分布要广泛；二是外观要漂亮；三是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四是要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
马上有学者提出质疑：“分布要广泛”的要求就不妥，看似合理然而却太主观，因为大家喜欢的未必就是分布最广泛的物种，大熊猫分布并不广泛，但它却是人人喜爱的国宝。同样的理由，“外观漂亮”也不宜作为硬性规定，因为“漂亮”与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构成之复杂，各民族传统之差异，这样的要求尤其显得意义不大；无论“国树”、甚至是“世界树”，都只是树而已，不会有太多内涵，“青松傲雪表风骨”之类的只是文学语言，不足为据。何况，传统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如讲“中庸之道”的儒学是一种文化，而反中庸的法学也是文化的一种，靠几种花鸟鱼虫怎能代表得了？
诚然，中国地域辽阔，花文化的积淀异常深厚，一国一花难以代表整个国家的自然、植物、人文情况。
据了解，以往我国国花评选，牡丹、梅花各有众多呼声。陈俊愉教授是中国大陆最早倡导评选国花的专家，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以梅花为国花的建议。后来他又提出了“一国两花”(牡丹、梅花)的构想，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许多专家认为一国两花较为合适，梅花可以代表长江流域，牡丹可以代表黄河流域的花卉，一乔木一灌木，一个象征精神文明，体现中国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品格，一个象征物质文明，体现国泰民安、富裕祥和。同尊梅花和牡丹为国花，可激励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继续自强不息，为实现牡丹象征的幸福和繁荣而努力。1994年，中国曾举行过盛大的国花评选，报选牡丹为国花，兰、荷、菊、梅为“四季名花”，但全国人大认为各方分歧太大而没有作出决议，最后不了了之，真可谓众口难调。
毕竟评选国花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宁可慎重从事，不能草率决定，否则将会造成千古遗憾。
相比较而言，那些领土幅员不大、历史短浅、文化单一、民族结构不复杂的国家，很容易评选出自己的国花，如澳大利亚的金合欢、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香根鸢尾花、德国的矢车菊、泰国的睡莲……人不多，意见容易统一，也容易照顾得周全，容易归拢出一个大伙儿都接受认可的结论。
中国的花魁不好评。
全民评花
为什么评选国花一定要全国人大来定夺？
评选国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也不会发生在饥饿荒寒的岁月，评选国花，是盛世之举，说明中国社会已经走向国泰民安了。
但像国花的评选一定要上报给全国人大吗？照此类推，今后凡是“国”字号的评选，比如国酒、国宴、国竹、国果、国草……都要报全国人大来定夺，全国人大岂不成了行业评选委员会了？而且，国花显然是不能跟国旗、国徽、国歌相提并论的，因为后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而国花等不具备这种象征性。
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的职权是立法、监督、任命和罢免等等，像国花的评选显然不在它的职权范围之内。
既然是“国”字号评选，就应该切实体现尽可能多数的国民意趣，具体哪些动植物品种可以荣获“国”字号的光环，不应该由有关机构或专家先定标准，只能由国民通过合适的方式决定，因为这类评选并不具有什么科研的效用。这种评选也不应该服从于经济或其他什么目的，如旅游业发展等———这还不同于前些时候评选“中华十大名山”，十大名山的评选确实还负有“提升中国山地资源整体形象”之责，那时适当为旅游业考虑一些还情有可原。国树国鸟国花和十大名山具备的附加值并不相同。
中国社科院的陶庆梅博士认为，国花具有国家名片的象征意义，评定标准的制定是一件牵动方方面面关系和利益、直接影响评选程序和结果公正的大事，不能不由分说就剥夺公众在制定评选标准上的话语权、投票权，随随便便就授予中国林学会。
评选国花问题上，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套公开、公正的程序和标准，同时，必须要有全国公众的广泛参与。试想，如果还像1986年那样，根本没有引起公众的参与热情，十多亿公民只投来可怜的15万选票，却要将这样缺乏广泛参与性的评选结果作为全国公认的“国×”介绍给全世界，这样的评选活动到底是在凝聚还是在瓦解公众的爱国热情？
陈俊愉教授也曾表示：“各国宪法都只对国旗、国徽作了规定，没有哪一个国家将国花列入宪法，可见，国花应当是群众性的，国花的评选也应当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
因此，评选国花固然庄重，但无论政治或是经济的意义都有限得很，也不宜搞成政治活动，应以平常心待之，标准的确定及最后的定局还是应该尊重百姓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