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蒙文通的《经学抉原》
在儒家思想流派中，向来有“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之分。先秦儒家的两派——号称秦代“焚书坑儒”以前用篆文记载“经”的“古文学派”更注重儒家礼仪，而由存世的老儒凭记忆口授“经”的“今文学派”则注重阐发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由此，二者的观点差异也日渐明显——今文学派可说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说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事实上，无论是尊今抑古或是尊古抑今，都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蒙文通的老师廖平先生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深得后世推崇。在《经学抉原》中，蒙文通则在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先秦重在理论，汉代详于制度。只有理论而没有制度，理论就是空谈；只有制度而没有理论，制度就会失去意义。故理论和制度必须综合起来研究，而后才能认识其思想全貌”。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非是西方的舶来品，重实干、轻空谈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安乐哲教授说，美国人要想了解孔子，请读杜威，中国人要想了解杜威，请读孔子——儒家的经世致用，与今日美国之实用主义，实在是如出一辙。
由于身逢千年巨变的晚清末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社会变革的风起云涌使蒙文通更多地考虑了儒家思想中的变革之学。注重“制度”与“思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由此，他在考察廖平所说的今文学中鲁学和齐学这两个派别时，提出今文学中的内学，即“纬书之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内学”中蕴含着儒家的“微言大义”，而“外学”不但背叛了今文学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礼制”，陷入了“分析文字，烦言碎辞”的烦琐哲学之中。在社会相对稳定的中世纪时代，今文学家为了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屈服于统治者，把今文学的斗争性和革命性都抹杀掉了，背叛了今文学的宗旨——“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这就无怪乎汉武帝不但能接受反而加以推崇。”
从治史的学者到关心社会的思想家，蒙文通先生并非第一位。但与大多数思想史家不同的是，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例如，他曾考察齐人甘忠可的《太平经》，指出甘忠可将今文学的《齐诗》和京房《易传》中的“革命”思想引入了道教，并成为黄巾起义的指导思想——“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夏贺良、丁广宽、郭昌诸人，於是解光、李寻也竭力宣传这一套学说，这些人都是今文学家。后来也因此而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太平经》的思想，对于汉末的农民起义实质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
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流传的内容才是今文学的真谛，而“公开”流传的反倒不足为凭。为此，蒙文通却更注重以经治史，以史注经的研究方法，在考察古代经学时，将“制度”与“思想”合为一体，提出了“托古改制”之说，使古代经学有近代政治思想色彩——“革命”思想导源于孟子的“民本主义”——所谓“革命”就是“易姓改代”，诛伐暴君，革除其统治权，而且，今文学的“井田”、“明堂”、“辟雍”、“封禅”、“巡狩”等制度，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制度——而这些制度，则包含着“明堂议政”“一律平等”等现代的民主观念，是为民治、为平等的学说——儒家的种种革命思想，在他的发掘与阐释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刘小枫曾言－－我钦佩的思想史家是洛维特、伯林，中国的思想史家是蒙文通、顾颉刚。尽管方法和思想立场不同，他们都是从问题出发，因而有所推进和发明——这正是对先生最为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