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鸿燊先生斥6910万港元，将圆明园马首铜像购回，无偿捐赠给国家。何鸿燊先生的这一举动，引发全国关注。
马首铜像的“回归”，俨然被演绎成了一次“文物回归事件”。然而，在这个单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整个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之痛。
海外流失文物回归冷思考
“价格炒上去了，亏的是国家”
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家”的日程确定了下来，人们的忧虑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但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老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
“6910万港币，简直就是开玩笑！”9月26日中午12点，谢辰生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类似的声音之前已经有过。香港苏富比透露将在今年秋季拍卖会上估价6000万港币拍卖马首铜像的消息后不久，中国文物学会的另一位名誉会长、83岁的罗哲文老先生就已直指这是炒作，他说：“铜马首不像书画作品，它没有市场价，你说它几千块可以，几万块钱也可以，但是不应该拿出来炒作。”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2000年开始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一共5件兽首铜像文物，其价格总体呈现不断上扬的趋势。
2000年回到大陆的铜牛首、铜猴首，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团1593万港币；随后被拍回的铜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其代价相当于前两件的总和；如今，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币，是铜牛首、铜猴首、铜虎首总价的两倍多。
更为巧合的是，在已经回流到中国大陆的5件兽首铜像中，马首和猪首铜像都是何鸿燊购回捐赠给国家。但是，时间仅仅相隔不到4年，同为圆明园海晏堂御制十二生肖铜像里的一个组成元素，马首铜像交易价格就出现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何鸿燊2003年将猪首铜像从美国收藏家手中买回时，所花代价大约是如今马首铜像成交价的十分之一，不到700万港币。
“价格被炒上去了，亏的是国家。”谢辰生说。中国流失文物价格的疯狂上涨，让谢辰生老人感到担忧。
到目前为止，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主要通过依法追索、回购和捐赠3种渠道来实现。但不花钱、真正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回来的文物为数并不多。
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拨付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抢救流散海外的文物。谢辰生说，与马首铜像的成交价相比，中国一年的专项资金还买不回来一个马首。
流失文物交易价格节节攀升的现状，是否会在将来成为一种惯性，目前尚无法预料。这也正是有关专家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惯性一旦形成，中国要想收回流散全球的各种珍贵文物，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而付出的经济代价越大，越容易刺激文物拥有者的胃口，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文物成功回收的可能性越小。
而事实上，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指出，文物作用是对人民进行教育，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而绝非为某个国家、组织或者个人创造物质财富。
谢辰生说，文物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可以计算成本。进入流通环节的文物，其价格的形成往往容易受到人的好恶、人为炒作及交易过程中的一些不正常手段等因素操控。“拍卖这个行业里面就有很多不正常的东西，比如说，拍卖行暗地里把文物买断，然后抬高价格再卖。事实上，拍卖行作为一个中介，是不能把拍卖的标的物据为自有的。“这样的现象不少，只是很难掌握证据。”
文物回归壁垒
从文物流失的时间上来看，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物主要经历了几次大的浩劫：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将园内稀世珍宝洗劫一空；在此之后，是八国联军侵华，大肆掠夺。据史载，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
“这些是西方列强明火执仗的抢劫。除了抢，还有偷！”谢辰生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批来自英、法、俄、德、日、瑞典、美国等国的投机者，打着探险考察的幌子，以“考古学家”、“汉学家”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地区，将大量珍贵文物掠走。
已受重创的中国文物，在抗战时期再次遭到严重流失。一些军阀、奸商勾结外国商人，大肆盗卖文物。
“这部分文物是国耻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国家遭遇，对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我们要永远保持追索的权利。”谢辰生说，“拿得回来拿不回来是两码事。”
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来自中国的文物精品160多万件，而流落民间的文物数量，相当于馆藏的10倍。
这些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不仅面临着文物价格不断攀升的新情况，还因为旧有的国际壁垒，而难以踏上回归之路。
流失文物占有者人为设置的障碍，是阻止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故里的一道顽固壁垒。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在2002年12月联合发表的《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下称《声明》），即是这样的一道国际性壁垒。这项被称为“18国公约”的《声明》，公开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流失文物的原产地国家。
“18国公约”出台之前，《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下称《返还公约》）早已经出台，它在1970年确立了返还原则，并在1995年的时候细化了流失文物的返还程序和渠道。但遗憾的是，《返还公约》并未将公约出台之前通过非法及非正义渠道流入他国的文物的返还问题涵盖其中，它的返还规定不溯及以往。
有关专家说，对于在20世纪及更早的年代，因为战争等诸多原因而造成大量文物流失的国家而言，它们事实上很难得到《返还公约》的实质性帮助。
得益于国际间的警务协作机制，1980年以后通过走私途径流出国门的文物，其追索工作相比之下，比战乱时期流散各地的文物的追索要稍显容易。
中国首次从海外成功追回走私文物是在1998年。中国驻英大使馆获得秘报，英国警方于1995年3月截获了两批中国走私文物，总数达3494件。经过两年艰苦的法律和外交斗争，英国在1998年1月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并将文物归还给中国。
1998年5月5日，美国海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归还了47件被查获的中国古代文物；2000年至 2003年，从香港克里斯蒂拍卖行依法索回了河北省被盗出境一块武士浮雕和40多件珍贵文物等。
但是，在公开的报道中，战乱时期流失的中国文物被无偿追回的并不多见。
2005年，铸造于清朝光绪十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英军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的天津塘沽大钟回到天津。
这是到目前为止英国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无偿归还中国流失文物。大钟的成功回归，得益于英国民间人士——时任英国维多利亚艺术中心主任的马克·刘易斯的不懈帮助。
在将它归还中国之前，英国国家文物与遗产委员会争论了两年，该国朴次茅斯市议会的很多议员还忧心忡忡，担心将这口钟归还中国后，会引来众多文物原属国“排着队向英国索要文物”。
持续的文物回归路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开始出现了一个逐渐回流的趋势。
2002年国家修订《文物保护法》，允许民间通过购买、拍卖等多种方式取得文物并可以依法流通。法律上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流失文物回归的进程，民间收藏者及文物拍卖行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市场的兴起，引来了流失文物回归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2005年4月，在国内十余家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归文物”占了全部拍品的50%以上,其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60%。
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一个流失文物的“回归潮”。但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潮”还远远没有到来，目前的现状，只是经济全球化以后文物交易市场的一个平常表现。
但谢辰生老先生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回流到大陆的流失文物，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没能以明显的优势超过改革开放前近30年回流的文物。
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外都有一批民间人世在关心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谢辰生认为，仅仅依靠民间力量，真正珍贵的文物是很难被弄回来的。
据谢辰生介绍，新中国最早的流失文物回归案例，发生在1951年。当年，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将即将流落到异国他乡的两副珍贵字帖买了下来。
这是被清朝乾隆皇帝合称为“三稀帖”的其中两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两副字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深受清朝乾隆皇帝的喜爱。乾隆于是在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个很小的房间，珍藏这三件稀世珍宝。
解放前，中国大地战乱连连，《中秋帖》和《伯远帖》流落海外，后来被香港人抵押在英国，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被蒋介石带到了中国台湾。《中秋帖》和《伯远帖》抵押期满后，两副字帖的持有者没钱赎回，于是引来很多购买者。周总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心花45万港币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买回大陆的。
“中国那时候正是一穷二白、百废待举的时候，国家总理决定花那么大的代价将它们买回来，可见这两副字帖有多么珍贵。”谢辰生说。
据谢辰生老先生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央政府就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在香港“淘宝”，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在此期间，工作小组买回来大量贵重的文物，其中主要是绘画和善本书籍。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除了积极回购流失海外的文物，还制定了严格的文物出口政策，杜绝文物特别是珍贵文物出境。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在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有效避免了几经浩劫后留存下来的文物再度流失。
要“回归”，更要打击走私
针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谢辰生说：“要区分清楚三个问题；一、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二、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三、珍贵的还是一般的。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那么多，没有必要全部回收回来。要有重点，要回收贵重的、珍贵的，而不是一般的，不能像撒网一样回收，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 ”
对在战乱中被掠走的文物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走私出去的文物，谢辰生说，绝对不能通过购买的方式来促使流失文物回流，否则就是承认了西方列强“抢劫”和犯罪分子走私的合法性。
事实上，谢辰生老人目前更关心的，是中国如何遏止目前猖狂的文物走私现象。
“走私潮比回流潮要严重得多。”他说。
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馆藏文物、寺庙文物及田野石刻被盗案的发案率，比2003年上涨了8成，而破案率仅为20%。文物界专家称，盗窃、倒卖、走私文物者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国际化“经营”。2005年，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5处被盗；2006年3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建立文物公安局，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文物安全形势。
谢辰生认为，当前的文物保护工作，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是打击走私。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宋新潮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一种观点。
这一观点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走私不灭，文物流失不止。一旦如此，本文开头提到的“亏了国家”的恶性循环，将可能无限循环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