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应该要算易中天、于丹等人引发的现象了。尤其是于丹，她于2006年十一期间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解她的《论语》心得，以其通俗易懂、贴近人生的解读方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其讲稿集成《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也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有人认为于丹讲《论语》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局面，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有人认为她的《论语》心得是“文化快餐”，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今年3月初，更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的10名博士联名，称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于丹现象，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现在，本报请著名学者陈鼓应、余敦康、曹先擢与读者谈谈他们的看法。
于丹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陈鼓应 1935年生，福建长汀人，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北大哲学系、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著作：《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悲剧哲学家尼采》、《尼采新论》，主编《道家文化研究》。
我老家在福建，小时候上过私塾，念的是儒家经典，我在成长过程中很向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对旧式教育持怀疑态度。可是我发现以前背的一些诗词歌赋之类的课外读物，长大以后还是很有用的。1996年，我在法国看到一个高中生学习将近20本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说明他们对传统典籍是如此重视，这让我很受刺激。相形之下，我们在传统文化素养上的熏陶还有很大差距。
今天中国传统留下的很多“国学”，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文化遗产。1996年我们在北大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道家思想研讨会，世界上很多专家都来参加了，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超过我们之处。如今，中国的经典文化却跟我们的现代社会脱节了。像现在于丹所遭遇的“冰火两重天”，我是感到非常奇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主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一生研究道家，特别喜欢庄子。我看到很多人在谈论庄子的时候，一开口便错，他们总觉得老庄是消极悲观的，其实不然。于丹能够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看庄子，是比较符合庄子的原意的。比如说，重视心就是重视生命的体现，从古人的角度来看，人是由“心”和“形”两部分构成的。心就是精神生命、思想生命。于丹讲庄子重视对“心”的阐发，这是很可取的地方。老子和孔子典籍中很少谈“心”，但孟子和庄子的典籍中却是大量地谈“心”，这意味着一种主体意识的呼唤，意味着对生命更加重视的时代的来临。在于丹的演讲中，有好几讲都是关于“心”的概念的阐发。
其次，庄子在诸子中最突出的部分就在于他高扬人的精神境界。于丹谈到境界有大小，谈到了“生命的内涵”，所以让我一下子看进去了，并且很感兴趣。我觉得于丹在大致上掌握了庄子的思想精髓。还有，我对儒道的看法比较偏，崇道抑儒是我一贯的态度，但于丹对儒道互通的看法却比较包容，她说“儒道相通，温暖的情怀，朴素的价值”，还说“担当是社会的责任，超越是生命的境界”。而且她在讲解的过程中也能很自如地引用经典和比喻。比如她能引用禅宗的“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来说明心境，讲心境修养的问题时，她也讲“把恩恩怨怨看小了去，把自主的灵魂放到无限大”。
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常会沉迷于纯学术研究，会掉书袋，比较学究。于丹能从生活中去阐发对庄子的理解。她讲的是自己的“心得”，所以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她持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事实上，她对专业研究也很尊重。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在做一项传播经典的工作，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长期以来，经典都是校园知识贵族所享有的，但是现在如果能有更多人去接触，去理解，是很好的事情。像我们主要是在大学学术圈子里做一些研究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普及传统文化，有人能做这项普及工作是很好的。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通过什么途径去了解庄子，他们回答说是蔡志忠的漫画。我想将来很多学生则可能是通过于丹来认识孔子庄子，认识传统文化。（李勉采访整理）
我们需要更多的于丹
余敦康 1930年生，湖北汉阳人，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周易现代解读》、《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宗教·哲学·伦理》、《魏晋玄学史》等。
我认为于丹能一炮走红，不只是由于她个人的魅力，更主要是由于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起飞，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其实不仅仅是于丹，之前易中天、阎崇年、王力群也一连串地红了，但他们的红和于丹不一样，易中天品三国有故事有情节，阎崇年讲的明清帝王大家都熟悉，受到喜爱有情可原。于丹讲的是一般人难得接触甚至提到就怕的古代经典《论语》、《庄子》，能把经典诠释得如此接近生活、吸引普通大众，很不简单。
现在能形成这种以于丹为标志的文化现象，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文革中我们“批林批孔”，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要复辟反动的奴隶制度，庄子是悲观消极的代表，是在“为逝去了的天堂唱挽歌”。现在，于丹站出来为孔子和庄子正名，让2500年前的古代先贤与现代人的心灵息息相通，让他们为现代人打开心灵的窗户，这是大好事，为什么孔子会生气，庄子会着急呢？于丹正是恢复他们名誉、在现代人心中埋下经典种子的大功臣。我相信孔子、庄子看到自己的思想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助推力，应该非常高兴才对。
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必将到来。我们盼了50年，现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于丹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她能一炮打红，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欢呼。孔子生气吗？庄子着急吗？我看他们一点都不生气，还高兴得很！你把我那些寓言、故事，都讲活了，你于丹真是好啊！
于丹根据自己的体验，结合现代人的需要，用古人的思想来解决现代人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心灵问题，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这两本书我都看了，其中提到的问题例如讲怎样建立自己的理想、营造成功的人生，怎样在现代社会中过上心灵期待的美好生活，怎样超越，怎样看破生死，怎样摆脱名利的枷锁，这不都是我们每个人所关注的吗？把孔子、庄子的思想为我们所用，相信中国社会可以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现在有人这样那样地要求于丹，说这个字讲错了，那个事讲得不对，甚至出了一本《解毒于丹》，这是什么心态嘛！我研究了半天，于丹的书没毒啊，错倒是有，有个别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她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针对大众讲自己阅读经典的心得体会。别说于丹并没有误读经典，历代很有名的大学者也有过误读，只要主旨是好的就可以。其实传统和现代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形式会变但精神不会变。于丹没有对经典进行“书呆子”式的考证，而是把经典中所倡导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对经典“敬而近之”，把孔子、庄子讲成是普通人，我很赞成。
应该说于丹给我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对我们学院派也很有启发。我把《周易》当做一个纯粹的学术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大部分成果只能在小范围里传播，像坐在金字塔尖上，与社会大众几乎没有联系，其实研究国学不应该总停留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就传统搞传统，而应该适合现代人的需要。
现在我们都应该觉得欢欣鼓舞，居然从来不读《论语》和《庄子》的普通大众，能对它们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在我看来，“于丹现象”正是中华文化即将起飞、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性事件。真正的文化建设高潮应该是全民性的运动，不是几个学者在那里埋头苦读。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于丹。（焦雯采访整理）
学术源和知识源
曹先擢 语言学家，辞书学家。1932年生,浙江长兴人,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北大教授。现为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曾主持《新华字典》编纂修订工作,199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聘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通假字释例》、《字里乾坤》、《汉字文化漫笔》、《广韵反切今读手册》等书。
于丹的《〈论语〉心得》，很多人说好，我也持这种态度。但是也有提出质疑的。对这种情况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析。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学术源和知识源的不同和二者的联系。历史上的典籍，在古代它们是知识源，而在今天它们不再是知识源而成为学术源了。学术源可以转化为知识源。这种转化有各种途径,可以通过社会来转化，像《论语》，由它那里流传下来的成语少说有50多条，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不作、君子坦荡荡、不耻下问、德不孤必有邻、不迁怒不贰过、文质彬彬、后生可畏、升堂入室、成人之美、欲速不达等等。冯友兰说：“《论语》简短词句，充满提示箴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这说明研究者完全可以有发挥的余地。由研究者用心得体会来介绍给大众，也是一个途径，不可或缺。于丹就是这样做的。她的成功有主客观的条件。客观上，现在竞争激烈，人们渴望文化的道德的滋养，而于丹借孔子的祥云，进行了一次人工降水作业，“润物且有声”，社会效果很好。质疑者的理由我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例如我在网上看到，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这种错误以前叫“硬伤”，这点我同意质疑者的批评。今年5月9日《光明日报》12版有一篇关于于丹的报道，说“在舆论的质疑中，有一个方向集中在她对孔子缺乏足够的敬畏，于丹说其实自己的态度是‘敬而不畏’”，“我（于丹）当然敬重孔子，但是我不惧怕他”。于丹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古汉语里，“畏”本身含有“敬”的意思，别人说“敬畏”并非在“敬”外，还有什么“惧怕”的意思。“后生可畏”，就是年轻人可敬、可爱，断非可怕。研究《论语》，在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上，是不能含糊的。我不同意有些质疑者认为于丹的个人发挥太多。对孔子的评价、研究，每个时代都会根据那个时代的要求而有所发挥。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推（孔子）为前代之圣师”，而东汉“（班）固乃引为本朝之良弼焉”。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说：“论语没有一个‘理’字，而朱熹的集注处处都是‘天理’、‘理’诸字；孔子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意义，才有‘先富后教’的主张；可是朱熹到处是斥责人欲的词句”。我认为于丹的心得体会写得相当好，情文并茂，立论和取材很讲究。她讲“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等，是人们经常遇到的而容易糊涂、闹不明白的。大家那么踊跃地去买她的书，是对她的最好的评价。
我完全不赞成让青少年去读经，把本属于学术源的看成知识源了。但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应该读一些古典的原著，直接去接触华夏优秀的文化遗产。那种收获是不可以用读别人的心得体会而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