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11月是引发文化激情的一个月：我参加了两次意义深长的活动。
11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主持“通商中国”启动仪式后，发表专题演讲。我有幸成为千多名受邀出席者之一。
在多了解新、中两国关系如何紧密，双方如何重视彼此关系，如何成功和中国经商的条件等知性知识之外，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文化兴奋。
温总理在回答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提问“现在中国和社会怎样认识和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时，指出：中国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这个思想还是源于儒家的学说的“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和合生谐：这些思想都是宝贵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所阐述的哲理，至今散发着光辉。
温总理又对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强调：在学校要学好各种知识，但是最重要的要有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要多有一些像孔子那样的思想家。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海外对儒家思想的高度正面肯定，这应该是标示着中国政府对儒家思想的最新定位。
有学理支持才不致狂热
11月20至23日，我到雅加达参加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孔教研讨会，感触更深。在中华文化曾经断层37年的印尼，能够主办两项国际儒学会议，参与者无不对主办者感到无限的尊敬与钦佩。
参与者被主办者所承负的文化使命感所感动，而不计较会议的一些细节安排。
印尼孔教会在印尼中华文化的黑暗时期扮了承传中华文化的神圣任务，在儒学与孔教之间，我选择参加国际孔教研讨会。
会议不涉及中国历史上对孔教是否为宗教的争论，而认为孔教是宗教，是有价值而且适合于当今世界与社会的宗教。
会议更认为推广儒学的普及是当今急不容缓的任务，而最重要的途径是使孔教成为一种文化信仰，以宗教的形式加以实践、体验，从而使儒家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
令我最有文化震撼的是印尼孔教徒见面时，可能他们不懂华文、不说华语，一方主动说：“惟德动天”，对方回应：“咸有一德”，并同声说“善哉”。这是他们的“早安，您好”，或是How do you do。
会议肯定儒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但是吁请学者走出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共同为儒学的普及与发展贡献心力。
我想，囿于学堂、而不走向社会的儒学研究，虽有学术贡献，终究缺乏生命力，以致有“儒门淡薄”、“花果飘零”的感慨。
然而，缺乏儒学研究者学术支援的民间儒学、孔教推广者，则有可能成为“孔教红卫兵”而不自觉。而儒学学者与民间推广者两相结合，才能收牡丹绿叶之效。
我同意会上一些学者的意见，要建立当今孔教，是一项长远的艰巨工作，需要谨慎处理。然而，我们开始了第一步，印尼孔教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对儒学的可容性不断变易
在对神州大陆对重建传统文化寄予厚望，和向印尼孔教会坚韧不屈承传中华文化敬礼的同时，回想起新加坡的儒学教育，也令人无限感慨。
新加坡早期先贤创办学校，以中国式的儒家教育来培养人才，其中所寄寓的文化理想，时过境迁之后，也仅能化为缕缕的怀古幽思。新加坡语文教育为了配合国家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改进（改变），传统上作为传输儒家思想的华文教科书的课文，也由“载道”而转向语文功能。
配合国家的需要，大学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属于中文系的儒家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却没有水涨船高。这是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流传的瓶颈。
儒学虽然有久远的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民情，正如蔡仁厚教授所说：儒家思想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这个安身立命之道包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同时也解决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
新加坡没有制度化的儒家，只能寄望于新加坡自己的体制，但却有以下问题：
一、新加坡的体制是为新加坡而设计的，不同的政治归属有不同的体制，时代、政治与社会环境不同，体制也随之改变。体制对儒学的可容性不但有限的、而且是变易的。
二、体制对儒家所能容纳，胥视儒家思想的功利性而定。为了融入体制，工具理性常被强调与凸现。儒家思想原有的依附性与无力感，在新加坡的社会，以前如此，现在、未来更是如此。工具的效用是立即可见的，工具理性的强调，拉高了人们对成效的期盼。当效果不能立竿见影时，人们就会失去耐心。
三、体制对儒家思想功利性的衡量是多方面的，其功利性也不是由儒家思想的自在价值本身所决定，更不是自觉、自动认同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能得知，更遑论决定的。
新加坡上八十年代末期所提出的宗教危机报告书，导致“儒家伦理”课程为其他宗教知识课程所株连，是明显一例。
甫回国门，匆匆写出几点感想，言不尽意，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作者：林纬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