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十名博士联名发帖，反对于丹讲述《论语》、《庄子》的方式，并呼吁《百家讲坛》让她“下课”一事，被很多网民刻薄地讥为“酸葡萄”心理。基于言论自由和百家争鸣，我认为对于丹的批评没有什么不可以，尽管他们态度极端。但十博士之一、热帖发起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徐晋如与北京电视台记者的一番谈话，却是我不能苟同的。徐晋如在谈到发帖反对于丹的原因时，称于丹这样做，让人们对传统文化不“敬畏”了。
文化传播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让人对文化产生畏惧心理吗？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缺少文化素养，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经典感到陌生，他们希望用传统经典来滋润普通人失衡的心灵，校正不文明的行为。但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如果让普通人觉得面目严肃甚或可憎，使人心生恐惧之情，从而不喜欢、不亲近它，这又如何让人去欣然接受呢？既然不接受，又怎么让传统文化在普通人身上发生作用？更不用说广泛传播了。可以想见，这样的“传统文化”在民间能有多大生命力。
在学术和文化市场上，大多数学术著作，尤其是那些涉及对传统文化和经典进行阐释的著作，看起来总显得严肃刻板，语言生硬晦涩，到处充斥着行话术语以及精耕细作的烦琐与寡味，对学术来说，这些或许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专业精神，但对普通人而言，却将本来具有亲和力的经典变得面目可憎，将本来应该是理解其基本精神的活动变成了专业人士的特权。久而久之，我们的传统“经典”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定了格，其市场生命力因此萎缩、干枯乃至绝灭。人们要问，为什么要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弄得那样云遮雾障，甚至面目可憎？活泼一点，亲和一点，接受它的人难道不就更多一点了吗？
纵观中国文化传统，孔子是第一个把文化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并且普及于民间的人物，因此他有“万世师表”的称谓。近代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则再一次把文化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我们普通人才能够通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阅读别人的观点。今天对于像《论语》、《庄子》这样的古典文化，我们既要有任继愈、李泽厚这样的专家解读，也需要有于丹这样的学者传播研读心得。解读和传播并无高下之分，因为他们针对的对象不同。于丹的“心性”解读方式更多是面向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因此具有普及性而极少学术性。她向大众解读儒家的思想，对于很多身处信仰危机和文化缺失的青年，无疑有着积极意义，至少能使人们明白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并不深奥。也因此，与那些只针对学术圈，或虽面向大众但却晦涩难懂的著作相比，于丹的作品和传播方式，取得的效果更好，更能吸引人。传统文化和经典一旦对人们产生亲和力，人们就会去亲近它，从而产生阅读原著的想法，“十博士”的愿望不就是这些吗？
文化应该让人可亲，而不是让人可畏。孔孟创立儒家学说之初，对世人来讲，可亲大于可敬畏。比如其所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义、直、信、敏、笃等等理想人格的尺度，都让人觉得可亲可近。但自汉代独尊儒术，孔孟学说变为官学，尤其是经宋儒变身为理学后，儒家文化让人敬畏的成分越来越大，被明清两代的八股所僵化后，已经面目可憎，失去了活力。晚近以来，儒家文化的延续，只能依赖八股取士的利诱。鲁迅说，“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你可以不同意鲁迅的判断，但从传统文化“僵尸的乐观”中，也多少说明了它不可亲，是让人敬畏的。
十博士对传统文化持一种保守主义的坚守姿态，作为个人信仰，当然无不可，然而，不能因为个人的立场就把别人逐出讲台，这已经是一种文化霸道了，任何人都无权垄断对传统经典的解释，不管他是大儒还是大官。中国传统经典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缺乏普及性，缺乏有序整理。因此，对于传统经典，普及性传播和现代转化，是当代学者的使命。而电视这一传播方式，则更加轻松活泼，更易使大众走进经典，阅读经典，感受经典。而不是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匍匐于它的脚下，进而掉头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