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中国比作巨龙，巨大而飞腾于世；但历观数千年来巨龙亘于东方，不断遭遇四方侵凌，鳞甲剥落、血泪斑斑的屈辱历史，让人们感觉到巨龙性格中不如人意的一面；即使在巨龙开始腾飞的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因素仍然不断给人们带来隐忧：中国龙为什么总是大而不强？
“大”形容龙的体量和气魄，上下几千年，纵横数千里，人口十余亿，文化博远，影响恢宏，智慧深广，经济庞大，在地球上举足轻重；“强”形容龙的力量和气势，不战而屈人，不怒而自威，不争而自得，德服海内，丑类慑服，一言九鼎，四方来朝，擅长先发制人，制敌于无形，扼危机于襁褓。
中国龙的体内流淌了数千年儒家思想粘性而中庸的血液，守礼自抑，尊卑有序，动静有度，不求大功。儒家思想属于一种秩序、制度在先，行动在后的文化，后发先至往往得手，无论南北朝五胡乱华、唐五代十国还是元、清诸朝历史，都证明了巨大的中国龙在面临突发而至的杀伤力时，往往能够隐忍伤痛以“体量”争胜负。纵观先后入侵中土的四方异族，元蒙古族在汉文化的“侵蚀”下仅仅一个世纪就丧失了金戈铁马的草原杀气，被朱元彰赶回大漠；清朝八旗子弟虽经康、雍、乾三朝整顿一度颓风一振，但发展到清末则基本只知道顶着鸟笼子逛逛琉璃厂，当年八旗兵入关时的铁蹄也早已雄风不再；而更加久远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的文化，早已淹没在汉文化的庞大身躯中无影无踪。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国际间、民族间、文化间的竞争甚至战争体现出形势瞬息万变的特征，一方面胜负之分短期可判，一方面胜负鸿沟越来越深，一方面胜负得失越来越大，一方面胜负之师越来越难以扭转。新形势下的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之利害得失当有新的衡量，但是一个必须把握的原则大致不会错，那就是必须掌握主动、主导形势、认清趋势，抓住竞争的要害积极行动，而此点也应该是中国龙由“大”走向“强”的关键所在。
“中国龙”的性格中增加“强”的元素，就必须适当放弃儒家的“后发制人”，而多从法家、兵家的平等执法、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中寻求突破。以法家制衡儒家思想中的人情回护、自由裁量、空谈论道的缺陷，以兵家制衡儒家思想中的重礼轻效、重思轻行、重纲常伦理说教轻速度执行操作的缺陷，摈斥清流误国、裙带误国、书生误国、党附误国。概言之，“中国龙”性格之“强”，强在严肃，强在恭谨，强在行动迅猛，强在主动出击，强在乱中取胜，强在火中取栗，强在勇于任事，强在敬天悯人，强在精诚团结。
一段中日外交史，从侧面也可以生动的折射出“中国龙”的某些性格。二战期间在日本情报机构向大本营秘报的内参中，就曾经担忧的对日军在占领区遭受汉奸“腐蚀”的情况作出描述，据说很多在国内很少出现的腐败、受贿现象在军队中滋长，其原因直指“中国文化中不健康一面的侵蚀”。再早些时候，甲午战争前在清王朝的苦心培育下，北洋水师建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一时泱泱得意、趾高气扬，可惜不知不觉间已经种下了“大”而不“强”的毛病，舰队历次出访日本的扬威之举却给日本提供了了解其虚实强弱的机会，以至在甲午战前当满清一朝纷纷叫嚣着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日本人早已准备好了歼灭北洋水师的利剑。表面的巨大规模往往并不能够掩盖自己的七寸死穴，很多时候巨龙只是因为小小对手的致命一击就丧失了生命力，清朝几百万满族人统治数亿汉人的历史也是一个不远的写证。
联系现时代，我们的民族是否认识到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死穴何在？是否认识到有多少危险的对手磨刀霍霍，在窥视自己的梗嗓咽喉？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阵营中有多少人随时准备叛变投降，随时准备出卖自己？是否认识到让自己真正“强”“大”的必由之路？知己然后知彼，百战方可不殆。只有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声势和规模才是真正让对手恐怖的竞争力，不再上反省的一味做大而不做强，最终将付出的代价将由谁承受？中国龙的子孙们，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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