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日前在媒体上批评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面临整体坍塌”。国庆以来，《黄金时代》的上映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不断，而戴锦华认为：“《黄金时代》是今年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认真、最完整、最有抱负的国产片。”然而它票房的失败，“和其他热卖影片的成功一样，展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问题。”
实际上，关于社会文化崩毁、坍塌的批评一直不断，许多学者为此忧心，也一再呼吁，然而，不断的批评似乎在表现，社会文化和价值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批评和呼吁而改善，反而在每况愈下。
一个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多元时代里，更多的价值和意义在不断地相互冲突和磨合，又该如何去看待？
对此，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如果说中国的社会文化面临全面的坍塌，可能过于严重了，但说当前中国社会文化非常混乱，却是事实。而这种混乱本来可能并不会如此严重，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构建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脚步。”
错过的机会
北京晨报：关于社会文化崩溃、坍塌的批评一直不断，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否如此危险？
杨阳：说完全坍塌，可能有些过于严重了。但是当前的社会文化正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各种价值互相冲突、共存，显得非常混乱，这也是事实。
北京晨报：这种混乱的原因是什么？
杨阳：过去传统的社会文化解体，新的社会文化正在构建，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问题在于，我们转变的过程更长，也更难。上世纪80年代，开放之初，有人说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刚刚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寻求个性的独立、人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因此确实可以说是理想时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文化总体陷入了一种理想崩毁之后的彷徨和迷惘的状态，一种后现代的、极端的反崇高的痞子文化出现，理论界后现代主义泛滥，解构主流价值，也解构一切美好的东西。2000年后，不论是物质的基础，还是理论的准备，其实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经验，本来应该是一个主流价值建构的时期，但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一方面做得并不好。
一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又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是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又如何建构一个现代社会良心的文化？
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一个好的社会文化需要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去建构。而大多数时候，那些渗透到人们内心之中，支配和影响着大多数人行为举止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而要改变这样的价值，多少批评和呼吁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真正要做的，还是构建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
上行下效的价值失落
北京晨报：2000年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主流价值的构建做得不好？
杨阳：2000年后，实际上我们放弃了通过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的机遇和时代，因此，尽管经济的发展依旧迅速，但是社会方方面面都没有相应的进步，这使得固有制度的弊端一下子暴露出来，直接导致社会精英阶层在思想上的堕落，行为上的放纵。精英阶层不仅仅是文化精英，同时也有政治精英，也就是官员群体。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是精英阶层的堕落，而不是整个社会中人们的堕落？
杨阳：中国社会，一向是一个上行下效的社会，可谓君子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从政治精英的群体来说，腐败成为一种常态，毫无廉耻的现象，对于整个社会示范效应太大了。从知识精英的群体来说，抄袭现象泛滥，拉帮结派、走穴等，极大地伤害了社会文化。事实上，精英阶层的这种堕落和放纵，最终使得我们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上出了大问题。此外，政府在文化建构上的做法也有问题，政府虽然不一定是主导者，但是确实有它的责任。但2000年以后，政府在主流价值的认识上，停留在一个非常陈旧的阶段，没有跟上时代。再加上精英阶层本身的腐败，导致倡导的价值看起来很高调，但事实上远离人们现实生活，很难得到多数人认可，甚至引起反感和抗拒。
宽容是现代的特征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当前有没有社会文化，又是怎么样的？
杨阳：中国社会演进到今天，社会文化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价值多元，各种价值相互冲突、融合、对抗。其二，这些不同价值的对抗，现在还处在难以分辨谁能够脱颖而出的阶段，也就是说还处在主流价值空缺的阶段。其三，正是因为主流价值空缺，社会文化显得非常混乱，多种文化之间你死我活，毫不宽容，不同价值的坚持者们大多秉持价值绝对主义，恨不得唯我独尊，一家独大，随时准备着打倒别人，再踩上一万只脚。这种状态，并不利于社会文化价值的构建。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杨阳：现代社会是一个诸神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它不是一元的，不是一家独大，排斥其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价值也是一种价值，拒绝意义也是一种意义。现代社会为各种价值的竞争提供了平台，使这些不同价值自由良性地竞争，让人们自由选择，最终在自然选择中形成一个大多数人认可的主流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宽容，只有宽容的社会才能建立起主流价值，而不是任何权力的强加可以做到的。
潜移默化的价值
北京晨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可能并不复杂和崇高，学者们呼吁的文化和价值，可能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还需要文化，需要价值呢？
杨阳：看起来确实如此，但事实上，社会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文化是人的标志，人是动物，却又不同于其他动物。原因在于人不仅靠本能生活，还创造出来一种独立于本能之外的，又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着本能。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更接近动物性的本能的生活，一种是文明的生活，包括物质的文明生活和精神的文明生活。物质上文明生活，比如人要盖起大楼，把房子装修得更漂亮。精神上的文明生活，给人以生活的意义，每个人懂事之后都知道自己最终要死，那么生活岂不是一个悲剧？而文化和价值，就是给人以活着的意义，只有健康的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才会觉得活得幸福。
北京晨报：看起来，知识分子呼吁的文化和价值，似乎和人们的生活本身也有距离？
杨阳：知识分子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但是对每个人来说，价值是无所不在的，每一个行为、对每一件事的处理方式，都是价值的体现。显性的，构造出来固然可以是一种价值，但真正影响人们行为的，还是那些可以渗透到人心中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呼吁和批评都没有太大的用处，真正要做的，还是创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才能构建良性的价值。
文化是社会的基础
北京晨报：没有社会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杨阳：文化、价值是支配人行为的指令，也是文明生活的基础。失去了社会文化，人就可能回到动物的状态，回到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中。事实上，没有文化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每一个从出生就处在一个给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所要考虑的、所要努力的，是怎么样让这个文化环境变化更好，如果文化不断沦陷，甚至跌破文明得以存续的基本底线，那就很危险了。
北京晨报：混乱的文化状态，恶性的价值，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杨阳：是的。如果跌破了底线，就很危险。一方面，人没有了超越本能之外的追求，变得唯利是图。其二，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性中固有的那些恶的东西，阴暗、嫉妒心、侵犯欲等都会被无限放大，人际关系恶化，每个人都对被人报以恶意，不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都去恶意的猜测，互相敌视，仇恨，社会就可能崩溃。其三，如果大部分人都放大恶的一面，依照本能去生活，文明的生活消失，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难以畅通，社会运行的成本必然大大提高，甚至失去进步的可能。
环境比倡导更重要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建立一种良性的社会文化呢？
杨阳：未来也许会变好，但是要变好，需要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有体制性的创新和制度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体现良性文化、正面价值的环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不可能诞生出来良性的文化和价值。其二，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了现代化，而现代社会的价值，从来都是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也只有在平等的个人权利之上，才能建立好的社会文化。
北京晨报：对于社会文化的批评，多来自知识分子群体，应该在文化构建中做些什么呢？
杨阳：社会文化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组成。实际上，光批评是不可能构建出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在学术上，思想上，有不同的主张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条共同的底线，不同思想和价值，应当追求最大的公约数，建立最低的共识。而不是相反，恨不得打倒一切不同意见者。在底线之上，同样也需要宽容。实际上，整个社会都需要宽容，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价值不同很正常，任何不宽容，或者权力的强加约束，都不可能建立好的现代社会文化。
晨报记者 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