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影《色·戒》近期颇受关注，也让一位向来有争议的作家张爱玲再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喜欢张爱玲的人说，她是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不喜欢的人却指责说，在民族沦亡的时候，她不关心抗日；在爱情与正义之间，她选择了爱情。因此，不管文字如何美丽，张爱玲是不配得到称许的。请问，对张爱玲的评价是否太过苛刻？她的作品真的只关风花雪月、不顾家国恩仇吗？
———上海常德路 胡金锁
答：据说民国初年京城的茶馆里，常有店家对茶客提示：莫谈国事，只谈风月。可见“国事”与“风月”作为指向相反的两组概念，早就深深印刻在国人的意识之中。“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庶人要议了，奈何却不让你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的“只谈风月”，与政治的高压无关。她以《传奇》、《流言》成名，这两本书里的作品，不同的人可以作不同角度的划分和归类。但从“风月/国事”二分法来看，她的作品怎么也都归不到“国事”上去。
傅雷当年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时说，在那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张的出现堪称“奇迹”。“奇迹”出现的前提，是远离“国事”。这在他人，比如许多蛰居沪上的新文学作家，或者是一时的韬晦之计，刻意规避的结果。可在张爱玲这里，却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她与政治始终保持距离。事实上，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她绝不在小说中谈“国事”，即使像《色·戒》这样似有“国事”影子的小说，她也注定要将其变为一场“风月”。原因无他，张爱玲看人生、观世界的角度，原本就是非政治的。
不过，要是较真说起来，张爱玲的作品，一派“风月”中，也曾飘过“国事”的影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她写《十八春》、《小艾》，里面就有意加了些赞颂“新社会”的内容元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她写了两部长篇，谈“国事”的意味就更浓。有意思的是，只谈“风月”之时，她受到指责；当她勉力谈起“国事”时，似乎更不被容忍。《十八春》、《小艾》因看似有皈依“新社会”之意，而令海外众多“张迷”感到意外。两部长篇则一直被一些人视为张爱玲沦陷时期所作所为之外的另一个污点。然而不论《十八春》、《小艾》还是那两部长篇小说，在张的写作历程中都属意外，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也许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说张绝对不谈“国事”。但在政治的表皮下，她关注的始终是“乱世”中个人命运的沉浮。
“风月”并非仅指男女，而是指代个人、世俗生活。用现今流行的术语，不妨说，“风月”即是“个人叙事”，正如“国事”略等于“宏大叙事”。张爱玲之所以大谈乃至只谈“风月”，一方面是循性之所近，另一方面还是相当自觉的选择。正因不是无心插柳，因而她谈风月而全无理亏之感。她之“有心栽树”，盖因于她对“国事/风月”二分法背后的预设本就怀疑。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坚持认为：“我发现弄文学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这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述，但也不难意会。在张爱玲看来，所谓“飞扬的一面”是人生表面的浮沫，尖利刺耳的喧嚣，而“安稳的一面”，即琐碎的个人叙事，则是人生之常。
张爱玲未尝深究过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然而她的调子与个人主义论述实不无暗合之处。个人主义者坚持个人本位，拒绝对人类社会的有意识设计。张爱玲没有从政治的角度谈论过个人主义，她的个人主义通常也不表现为政治姿态，但毫无疑问，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在她那里，个人跨越国家、民族，直接通向普遍人性。在小说世界里，她不允许国家、民族遮蔽个人。所以，她只谈“风月”，或者，偶尔谈谈人类学。
至此，我想我已经澄清了几个问题：其一，张爱玲确实只谈“风月”；其二，她之所以只谈“风月”并非不得已，而是完全出于自觉的选择，背后的支撑是她的世界观。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谈“国事”还是谈“风月”。有时，只谈“风月”而谈得好，也能够就世界、人生、人性，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这是个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