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让《百家讲坛》汗颜的历史拷问

以但丁的方式拷问历史  　　

记者：本书书名是《拷问历史》，“拷问”这个词应该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向感，那么，您以什么身份、名义来拷问历史呢？ 

　　周非：一般而言，拷问是相对于灵魂、精神方面而言的。本书之所以用这个名，与我准备要写《重叙历史》三部曲有关。《拷问历史》是《重叙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先说说我写《重叙历史》的动机吧。中国文化因长期受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影响，对历史的叙述主观性的东西太多。以现代化眼光看过去，不仅谬误甚多，而且矛盾百出，已经不仅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了。但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很有问题——不知道舍弃什么、弘扬什么。 

　　文化的总结、创造和传承者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人生的意义和归宿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解读传统文化，首先是看流传下来的“书”，即看古人所立的“言”；再考察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即古人所立的“功”；最后总结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等文化核心问题，即古人的“德”。而我们批判中国文化，恰恰要沿着这条道上溯，即先看德，再看功，因为德影响了功。最后再看言，言只是一种记录、见解。 

　　为此，我开创了历史大散文的另一种写法——选取12个被中国人塑造起来的偶像人物，以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再选取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12个大事件，以厘清中国文明进程的脉络。最后，选取12本代表中国文化成果的书，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拷问历史》为第一本书、《笑谈历史》为第二本书、《发现历史》为第三本书。我用什么样的身份、名义来拷问呢？形象一点说，就是但丁——吹响西方文艺复兴号角的大诗人、《神曲》的作者。我们这个时代，有思想的人很多，但思想成体系者少；做学问的人不少，但有创见的人不多。特别稀缺的是贴近时代、跨学科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这个时代要出大思想，必须要在知识结构上具备四条—— 一是文史哲；二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数字科学；三是经济学；四是对当代各色人物心理的把握。四个方面，还要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以为，我正好够这个格。不过，也只是刚够格。所以，我就先这么做了——抛砖引玉吧。 

　　记者：道德观、价值观的重估，为什么要从对历史明星的评价开始？ 

　　周非：一个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上，特别是历史明星，因为他们是楷模——道德的楷模、功业的楷模。比如，仁爱、信义、忠孝、智勇、清廉、淡泊、才华、功名，都是中国人推崇的优良的道德品质或人生价值标准，往往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造星，就是为他们造出一层层这样高道德、高价值标准的光环。但殊不知，这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很混乱的，其至少有三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孰大孰小、孰轻孰重、孰真孰伪。而最终的结果，常常是谁“嘴大”谁说了算。 

　　西施：古今第一超女 

　　记者：那么，到底谁嘴大呢？也就是说，对历史人物最有审判权的人是谁呢？ 

　　周非：有很多审判者，但最有审判权的是三个——统治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记者：为什么采用对话体，甚至更像是“口述体”？是想用“借尸还魂”的方法，借历史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历史观？ 

　　周非：主要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访谈录主要是对话，口语化，很好理解，没有任何阅读上的文字障碍。 

　　我这里面的古人，还博古通今，通他死后的“古与今”，这样做是不是“出格”了呢？我认为不是。根据逻辑推理，如果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看到后来古今中外的事，那么他们一定会这么说的，而且比我代他们说的更精彩。所以，不是我借他们的口说话，而是他们在借我的笔说他们的话！ 

　　记者：书中所选的12个人物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您选择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周非：标准有三条。第一，必须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影响的；第二，必须是最有代表性的；第三，必须有神话色彩，属于儒学里的“圣”、人们心目中的“神”。当然，也有反面的“魔”。其中只有王安石例外，但是他的改革对今天的意义很大。虽然他的改革是保守、倒退，但是通过他，还可以反思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变法事件。 

　　记者：在历史上的众多传奇女性中，西施是惟一被你选中的，足见您对她的青睐，为什么呢？ 

　　周非：我这本书不是写人物，而是写“道德楷模”，写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偶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女、女人的看法可以集中反映在西施身上。传说中的西施，不仅是“美女”的代名词，还是集“救国者”与“亡国者”于一身的杰出代表。这两条，别的女人都没法比。所以，让她做代表是理所当然的。 

　　在《荷马史诗》里，为了一个美人，打了十年特洛伊战争。可当绝色美女海伦登场时，古希腊元老院的那些元老们怎么说？一个字——“值！”而在我们的《二十四史》里，对引起战争的女人充满的是什么样的词——“祸水”。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确实太令人震撼了！ 

　　司马迁是《二十四史》作者中最有创造性的人，他给侠客立传、给滑稽立传、给商人立传，但就是没有给美女立传、给科学家立传。所以，我要写西施，并把他放在孔子之前。《二十四史》里如果没有西施这样的人物，会是什么样？世界绝不仅仅是男人的世界！ 

　　记者：不管把西施看成是女007式的英雄还是红颜祸水，总之，一般都是悲剧形象。但您把她称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超女”，在感觉上似乎就有点像喜剧甚至闹剧了。不知道您怎么想？ 

　　周非：说西施是悲剧人物，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思想，我在《西施采访录》这一篇里特别说到了这个问题。人有非常之活与非常之死。我们今天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人生有长度，还有厚度，关键看你持什么样的人生观，即想过一种轰轰烈烈的人生，还是想“平平淡淡过一生”，两种态度从哲学意义上讲都是有价值的，不能以一种人生观来批判另一种人生观。 

　　“超女”这个词，是借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超”就是超越平凡的意思。湖南卫视的“超女”是“超级女声”的简称，仅是歌唱一方面。如果将“声”改为“生”，则可指多方面。然后，我就进行了比较，说西施生前经历和身后之名无人可逾。这也就是你前面问到的我为什么选西施来写的原因吧。 

　　喜剧和闹剧本没有多大区别。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有趣。王小波说过，文章无趣，则面目可憎。我不是为了评职称而写文章的，我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为了增强阅读的兴趣，完全可以这么说。有什么不好呢？从《春秋》到《史记》，都引用了许多“俗语”、俚语，让读者、听众开心一笑，笑后再思考，这不是很好吗？！ 

　　“野花思想者” 

　　记者：今人解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用很多新潮词汇，《百家讲坛》就是这么干的。而您笔下称西施为“超女”以及称诸葛亮为“中国最伟大的策划家”，也是如此。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为了与时俱进、吸引读者吧？ 

　　周非：有这方面考虑，准确地说，是让文章有趣、更贴近于时代。但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有三方面意义—— 第一是讽刺。以古讽今。流行词汇很容易使人读史时联想到今天的事。让人感觉到，传统文化是怎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第二表示作者对当今时代相当了解。《百家讲坛》里有些人这么说，也是为了达到“有趣”和表示作者自己很贴近时代的目的。但可惜，他们贴得还远远不够，至少不够广。他们毕竟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时尚的语言到他们嘴里就显得文绉绉了。我则反之，我一说，则古老的话题就立即鲜活起来。在我的整本书里，思想是成体系的，语言也是成体系的，文风统一。 

　　第三，我还要以此来告诉人们，我不是学院派，我来自民间。但我反对“草根学者”的说法，至少我不认同我自己是什么“草根学者”。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我不是学者，我是思想者；其二，不是草根，如果硬要比喻的话应该叫野花——假如把学院派们比成花的话，那么他们是“家花”，是温室里或盆子里栽的花。野花有时让人叫不出名字来，而家花则分类很清楚，上面还常常挂着牌子，比如——玫瑰，蔷薇科。下面还有一排英文名，实际上是拉丁文名。这样你就好理解了，我们“野花思想者”这么做，是一种本色；而那些“家花学者”们这样做，怎么说呢？是冒充天然吧。呵呵。 

　　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 

　　记者：当前的国学热、孔子热似乎集中表现在了《论语》热上，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怎样客观地评价孔子和其《论语》的历史地位？ 

　　周非：我列过一个公式——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孔学＞孔子学说，后面还可加一条——《论语》。《论语》只是孔子的言论集，而不是全部。西方有本很有名的书叫《歌德谈话录》，它并不能代表歌德思想。研究歌德，还是要看《浮士德》。 

　　可惜孔子没有专著，他是“述而不作”。但这个“述”里有学问。他“笔削《春秋》”，但《春秋》并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体现在对《春秋》的改动上。可孔子之前的《春秋》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无法进行对比。 

　　另外，我们今天研究国学绝对不能只谈“经史子集”，我们要研究更多的东西。我以为，如果一定要这样分类的话，我们国学最高的“经”，绝对不能是《易经》、尚书、周礼以及春秋、诗经，而应该是《算经》以及后来的《九章算术》，因为科学的基础就是数学。还有《黄帝内经》，那是一本关于生命科学的开山之作！ 

　　《论语》是教导贵族子弟的教科书，而不是普通人的读物。今天已经不是贵族时代，做人做事的标准完全不同了。即使是宋代以后，中国也已经不是贵族时代。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恰恰从宋朝以后就把《论语》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论语》里的伦理规范也成为了每个读书人的规范。 

　　作为贵族子弟的读物，《论语》很了不起。但若神化它，则只能走入歧途。 

　　记者：孔子和他的学说，在当今这个社会能发挥哪些作用呢？可能会产生哪些不利因素？ 

　　周非：在当今社会，孔子和他的学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不能绝对化。孔子是那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定型期知识集大成者之一或代表人物。因此，也可以把他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但象征并不是模范。西方科技发达，人有异化之虞，故用儒学里的人文关怀思想以纠正之；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在中期，正要冲破儒教的束缚，大力倡导创新精神。如果过分宣传儒学思想或者倡导孔子学说，则只能阻碍民主与科学的进程，即阻碍现代化进程。如此，怎么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记者：如果谈到文化复兴，那么应该复兴的是哪个时期的文化呢？ 

　　周非：中国在儒教统治之前，文化的精义才是最好的。那时，有民主、有科学。你看黄帝时代，包括尧舜禹三代，大事都是由部落首领会议来定的。黄帝东奔西走，干什么？领兵打仗、推广技术、组织生产。那时的发明创造，一拨一拨的，辉煌灿烂。我们要复兴，就是复兴这种文化，而不是儒学。如果是儒学，两千年来一以贯之，谈什么复兴？ 

　　我们古人创造的很多制度，是很好的种子。春秋以前的很多制度、思想，并不比古希腊差。但在儒教统治下，则越变越走样了。儒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表面上是无神论。其教徒、神都不是虚构的，而是历史人物。但这些历史人物成了他们传教的工具，他们是某种道德（其实说教义更精确）的化身，因此，必然要带有神话色彩。所以，他们就篡改历史。他们没有虚构人物，但却虚构了人物事迹。 

　　记者：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地评价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吗？ 

　　周非：能，就是书中《孔子访谈录》中的标题——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前半部由孔子篡改，后半部因孔子改变。 

　　本报记者 郑立华 

　　周非，本名周飞，生于江南水乡，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工作后却从事宏观经济管理。自幼好读文史哲经类文章，写过多篇小说、诗歌、哲学、经济文章。《拷问历史》为其第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