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太湖之滨，有座七房桥，桥畔有座充满人文灵气的书斋叫素书堂，它是钱穆先生的故居。
今年是钱穆诞辰110周年。那天，秋高气爽，惠风和畅，我在无锡南禅寺上车，不到半小时，直抵我心中久仰的七房桥村。纵横阡陌，平畴沃野，稻花飘香，我跨过村前小河上的一座小桥，水泥的柱栏，写着“胜利桥”三字。村人告诉我，这就是七房桥，胜利桥是“文革”中改的。
村中新楼鳞次栉比；旧屋不是没有，大多是房主外出谋生不想翻修而保存的。草堆、猪圈、鸡棚、鸭舍，村中到处可见。旧村的活力透露在村民的坚实脚步和安详和谐中，也透露在村民不无自豪感的言谈里，就是在这地图中标与不标都无所谓的百来户人家的自然村落中，一代国学宗师钱穆、科学大家钱伟长，绕过丰收的稻堆，踩着草径的晨露，走向文化科学殿堂，为七房桥村史留下令人景仰的一页。
钱姓家族在七房桥是大族。素书堂是钱族的书斋，在村东头。我在素书堂隔壁见到长者钱克绍先生，是钱穆的侄辈。钱伟长回乡，在他家用饭，玻璃板下还有合影照片。
素书堂是钱穆呱呱坠地的故居。他远走港台之后，仍然挂念他的寡母，挂念他长兄遗下的由他抚养的侄儿伟长，挂念他经史学问的摇篮素书堂。所以，他在台湾定居后，书斋名依然是素书堂。钱穆《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中，称“时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是大前途、大希望”，表述了钱先生对两岸统一的殷切之心。
钱穆旧宅有七间五进，第三进即素书堂。父辈在这里设塾授课，钱穆与同族兄弟在这里描红开笔。据钱克绍先生说，钱穆每日可学生字七八十个，记忆过人，聪明过人。钱穆父亲早亡，家道中落，所以他特别知道发愤读书，同族兄弟读《四书》时他已通《五经》。素书堂中有两部祖传大书，一为《史记》，一为《资治通鉴》。《史记》上有他祖父圈圈点点的朱笔眉批。钱穆说过：“自从知道读书，就爱上了《史记》。”钱穆后来对《史记》研究独有心得，出版传世大著《史记地名考》两厚册，他在后记中还提及素书堂的启蒙之功。
钱穆后由素书堂考入著名学府常州府中学堂。他的知识功底、博闻强记，赢得了同窗刘半农、瞿秋白的好评。他的作文水平之高，博得任课老师吕思勉先生的表扬。钱穆因家贫中途辍学，回到七房桥，他写作文史论文投稿，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学界注目。后来，他的投稿屡次不见刊发，打听之下，原来在自我介绍中，他暴露了乡村小学教师的身份———中小学教师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偏见似大石压住他。但是他不气馁，不灰心，由小学而教中学，由中学而教大学，成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他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出版，多达80余种，凡1400余万字。他的《先秦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港台地区、在大陆，一次又一次再版印刷，这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就，不能不归功于七房桥素书堂为钱穆所作的学术铺垫。
钱克绍先生对我讲述时，偶有深沉的叹息。他说素书堂功不可没，堂伯父钱穆先生在此启碇解缆，撑起学术风帆；钱易、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等在素书堂感悟了中华文化的伟力，自强不息，术业专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素书堂却屡遭兵火，于“文革”中毁于破“四旧”，至今没有修复，惟有当年存留下来的素书堂天井的一棵老树，犹记书斋的沧桑。但是，日本、美国的学者还记着它，不远万里前来探望。七房桥成了钱穆先生的代名词，他们出版的研究著作，题为《七房桥世界》。
何谓七房桥？七房者，钱穆家族中的第七房也。
素书堂，你在哪里？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