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湾汉墓简牍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所著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该书由《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六篇论文组成，考订严密，见解新颖独特。如认为西汉东海郡属吏升迁的途径除传统的荫任、富赀、纳赀、诏征、诏举、公卿举府掾属、举茂材、郡举孝廉、博士弟子甲科、军功等10种外，因功升迁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深化了汉代仕进制度的研究。严耕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官吏之任命有籍贯限制，即长吏不用本籍，属吏必用本籍。廖伯源先生除补证严说外，并得出侯家丞及文学无籍贯限制，盐铁官有籍贯限制的新观点。
2001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尹湾汉墓简牍也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有几篇涉及尹湾汉简的论文。如卜宪群先生的《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通过对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对县令长相和丞尉迁除途径及原因的具体分析，认为汉代地方官僚制度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升迁管理方式，即所有地方吏员都要遵循按照一定科目升迁的原则。察举制并不能涵盖吏员升迁的全部，还有其他途径，特别是因功升迁在汉代官僚升迁中占有重要地位。廖伯源先生的《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释证》一文，逐条详细考释证明了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和《未到官者名籍》59条牍文，认为简中所记东海郡县佐官输钱都内，说明西汉地方行政之中心在县不在郡。邑除与县一般，得上计于郡外，尚须另向其邑主上计，这是两者的差异。而牍文谓侯国佐官输钱都内，可以推知西汉末侯国所领之户口，有列侯所食户口之外者。此外，该文对齐服官、送罚戍、送徙、送卫士、送保官、官吏有劾等问题也有详细考证。韩国学者李成珪先生的《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一文，通过层层论证，推导出《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武库”为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无库令所管辖的汉帝国中央吾库的结论，这种“兵器之国家化”现象，是皇权强化的标志，也是强化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而周锦屏、刘洪石的《尹湾汉墓简牍材质与形制的研究》一文，以出土实物，重点介绍了尹湾简牍的材质、加工方法以及简牍的形制，并对汉代有关简、札、册、编的形制文献，也作了考证，为竹木质文献的抢救与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尹湾汉墓简牍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学术价值极高，它的出土对西汉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卜宪群先生在《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中，总结了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的六点价值：（一）揭开上计文书之谜；（二）为研究汉代地方吏员设置和汉代地方长吏升迁制度提供了活的范例；（三）为探讨汉代武库制度提供了突破口；（四）补正《汉书·地理志》之误；（五）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六）为术数研究增添了新资料。此外，简牍对书法史、档案史、社会史、人口史等多学科也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尹湾简牍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也创造了简帛研究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其他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尹湾汉墓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所掀起的热潮，至今仍没有消退，反而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但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两点：（一）如何对待出土文物资料问题。地下发现的考古材料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已经有学者指出，尹湾汉简存在着统计错误，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资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也存在这一情况。因此，即使对出土材料，我们也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二）20世纪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资料，如何将它们做比较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如把尹湾汉简与居延、敦煌、长沙走马楼等地出土的简牍材料对比，寻出两汉至三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是饶有趣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