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领队覃芳清理刚出土的石锛（圆圈内）。
历史意义：可证骆越先民造字历程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战国时期右江流域已经出现了方国社会形态，文字的产生在意料之中。”郑超雄说，以手斧为代表的百色旧石器文化，以石铲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无不表明右江流域是古人类发源地及人类国家文明发生地之一。这里的先民们已进入定居生活，并进行群体生产劳动，语言、文字就在频繁的交流中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与仓颉造字一样，壮族《布洛陀经诗》中也有圣人造字的传说。在感桑石刻发现以前，壮族的文字是从唐代的古壮字开始算起，这种古壮字是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造字，无法与传说对号入座。郑超雄认为，感桑石刻的发现，印证了壮族在历史上曾有自己的造字历程。
与甲骨文多为祭司占卜文类似，感桑石刻也被认为是“麽公文字”，用于人神交流，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强调王权稳定，这些都是方国统治者的愿望。”郑超雄说，感桑文字的这些内容估计与《布洛陀经诗》相似，是方国统治者或者麽公祭祀时吟唱的祭词。当时的先民把这些祭祀、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石片上，作为备忘的记录和处事的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