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受贿罪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也许是幸运的，尽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的判决，但在涉案财产的处理上，二审法院纠正了原判，判决将扣押在案的上百万资产退还给郝和平夫妇。对这一判决，有专家称，这是“人道主义文明司法”的体现。（5月23日《京华时报》）
退还属于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在郝和平案中，所谓“违法所得”，是其受贿所得的现金25万、本田雅阁轿车一辆、价值50余万元的高尔夫会籍卡3张。而没收财产刑作为一种惩罚，针对的是其合法财产，一审法院判处没收郝和平的个人财产20万元，就是在追缴其违法所得的基础上，剥夺其20万元合法财产。剩余的财产，如果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自然应依法退还。
事实上，这属于财产强制措施中的“疑罪从无”，与所谓“人道主义文明司法”并无太大关系。有论者把这笔退款理解为法院给犯罪者的未来生活保留“必要的费用”，但实际上，如果把这一百万资产理解为给犯罪者的未来生活保留“必要的费用”，会让公众觉得，这官员的“必要生活费用”，是不是比一般老百姓高出了太多呢？而事实上，从判决看，这笔钱也并非留下的“必要生活费用”。
不过，对这笔钱，还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作为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的原司长，郝和平凭什么就拥有了价值一百万的“合法财产”？这一百万财产的真实来源，检察机关到底是否查实？而被告人是否交代清楚？是否如他所说，是来自其“多年积攒”？因为如果不能交代清楚，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
说到这里，又得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就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有学者曾提出，如果有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之下，无数个潜在的“郝和平”们，或许就会心有所忌，不敢胡为了，而司法机关在甄别何为合法所得，何为违法收入时，也会一目了然。
事实上，早在1988年，有关部门已着手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论证。上世纪90年代，中央也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然而，十多年来，上述规范的实行并不理想，因为没有充分的外部监督，所谓收入申报在很多地方成了走过场。局限于县处级以上领导的申报主体，使该制度对多数公职人员失去了制约之效。而关于申报方式、范围以及受理机关方面的规定，也还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在许多地方机关里，多是由政工部门以抄写工资单方式申报领导收入。如果让内部机构对本单位主管领导收入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核实，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立足点，一是让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处于“阳光状态”，真正取信于民；二是为预防和监测腐败收益转移加一道法律之锁。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也不能简单停留于收入申报、工资登记、离任审计等形式层面，而应以涉及金融、监察、司法诸领域的细致安排，使财产申报制度更具操作性，在防治各类腐败行为上起到实效。这些问题，在《反洗钱法》通过之后，迫切需要配套措施予以落实。毕竟，任何法律都不应是稻草人，只有在细节设置上秉持审慎、务实的态度，防腐、反腐才能产生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