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备忘录之梁文道
南方都市报：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梁文道：让自己和别人都活得安稳自在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最愿意放弃什么？
梁文道：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最想拥有哪方面的才华？
梁文道：对自己有更深的洞察和关照。
南方都市报：你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
梁文道：无所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10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
梁文道：更快乐，更理智，更开放。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谁会是10年以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
梁文道：很难说。从现在来看，我仍然看好韩寒。如果论群体，我看好上海年轻的文化人和广州的传媒人。
南方都市报：你有什么话对10年之后的自己说？
梁文道：你还在那里吗？
南方都市报：你希望什么能不要改变？
梁文道：理想。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这10年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梁文道：更多的修炼，更多的慈悲，更多的智慧。
南方都市报：你又老了10岁，你怕死吗？
梁文道：不怕。
时评人是喊醒大家赶紧逃命的人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上世纪90年代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因为当时的梁文道更生猛。
梁文道：不全是如此，我真的所谓很猛烈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期、刚出道那几年，由于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非常激进，喜欢和人打笔仗，有一次写剧评，把香港剧坛的老前辈都骂遍了。在当时，我觉得所有主流的东西都是坏的，文化工业是庸俗堕落的资本主义，电视是可疑的，大众媒体也不可信任，直到后来接触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发现雅与俗的界限涉及到权利的界限，俗文化是庶民的反抗，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看法、对传媒的怀疑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尽管我后来继续写批评文章，但趋于温和，也许言论本身很大胆，但我的文章并不凶恶。
南方都市报：在90年代，你的热情似乎主要体现在文艺评论上，后来怎么转到时事评论这一块了？
梁文道：我一直很关心香港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不是孤立的，它和官僚机构、统治形态都有关联，这些文章越写到后面，就越接近更根本、更紧急的体制问题。加上我念大学和研究院时主攻的是政治哲学，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香港写文化评论的也不少，将来写得比我好的也大有人在，我想就不需要我来写了，反而我觉得来写时事评论，自己能够写出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走出一条路子来，所以更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我真正开始接触时事评论，是在2003年，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一档时评谈话类节目，2004年前后才在内地报纸发表评论。
南方都市报：从艺评切换到了时评写作，对你会有些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梁文道：对我来讲都差不多，因为时事评论、文化评论、艺术评论在我来讲都是一种公共话语，都是介入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会有一种幻觉或者误解，以为艺术是比较“私人”的，不那么“公共”，其实不是。如果是这样，它何必展示出来？电影何必要公映，书何必要出版？“出版”的英文是“publish”，它的词根是“public”，出版这个行为是有一定公共性的。我写文艺评论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是在介入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务，我想达到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一些讨论和反省。
南方都市报：相对而言，时事评论的写作会不会更见实效，影响更为宽广？
梁文道：也不一定，时评不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效用，我写了差不多十年，我说的问题现在也还存在。今天看30年前的时事评论，你觉得当年的那些文章有用吗？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很多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时评人，你执笔著文、普及“常识”的目的是什么？
梁文道：与其说我是在普及常识，倒不如说是在反省常识。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常识，一个社会没有常识是没有办法运作的。比如拿你开车经过一个路口来说，你看到前面有行人过马路，你就会停下来，如果你不停下来，就可能会撞到别人，这就是一个常识，如果没有这个常识，每天街上会死很多人。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更大的问题是要认清楚我们的常识是什么样的常识，我们的常识里面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是不是出现了内部断裂。
在中国也有很多常识、规范，问题是这些常识不一定是管用的常识。比如食品里能下毒吗？当然不能了，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常识不管用；你说记者能够随便被侮辱吗？官员能抢你的录音笔吗？能随便挨揍吗？也不能，这些都是常识，但是统统都不管用。真正管用的常识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潜规则”的东西，这个管用的常识，我们说不出口，不能公开鼓吹。我们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教给我们的都是不管用的常识，那些不教给你的常识，反而是最管用的常识。我们太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一套常识不是用来做的，做的一套常识是不能说的。这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时评人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梁文道：我打个比方，当你看到一个楼快要塌了的时候，里面的人都还不知道，或者拒绝知道，你觉得你该不该喊大家逃命？哪怕你明知道那些人不会听你的，但是你也有责任提醒大家逃走。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时评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