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地曲阜九龙山区，现在仍是以大片耕地为主
从山东曲阜向南约10公里的九龙山，过去几乎不为人知，然而这几天，随着一个横空出世的巨大工程———投资300亿元建设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小小的地方也成为文化界的瞩目之处。 这到底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乌托邦之城？还是一个地方政绩工程？针对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热议，山东济宁市长前天以肯定的态度答复：“允许有争论，但是中华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然而，这样一座规划中的巨资工程，真的能承载得起“中华文化标志”这样的概念吗？ 在3月9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孙淑义做了《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言———一个计划投资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因此横空出世。孙淑义的发言中期望“把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纳入国家文化建设总体布局，作出统筹规划。建议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想法一出，语惊四座，不少委员以纳税人的身份，反对拿自己的钱去建所谓的文化标志城。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副组长安家瑶委员更感觉“生米煮成熟饭”，她立即与各与会委员交换了看法，并且与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讨论决定立即拟一份反对议案。她的这份反对议案的态度是，不能假借复兴文化之名，威胁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没有地方能承担如此重任 据悉，中华文化标志城由69位两院院士和各界人士联合发起，历时7年论证，于3月1日起正式启动。建设地点选在孔孟故里的山东省济宁市，规划建设区域约300多平方公里。 “不必人为造‘圣城’，每一处文化遗址都是精神家园。”安家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内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承载打造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任。安家瑶担忧的是，若山东济宁九龙山真的建起了这样一座文化标志城，那河南、陕西、山西等有更多更久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不是更有理由打造一个“华夏文明城”？各地争相效仿，以弘扬文化为名，行大搞城市建设之实，实际是贻误了真正的文化建设。同时，她认为，新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违背我国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文化遗产。中华文化标志城若建在九龙山，将违背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有关要求。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中介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区域涵盖曲阜城区、邹城城区以及中间的九龙山区。” 事实上，曲阜、邹城内除了“三孔”、“三孟”等数百处文物古迹的存在还能证明儒家文化由此开始发源流传外，已辨识不出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九龙山区现在仍是以大片耕地为主。安家瑶表示，大规模的拆建，势必会破坏文化的氛围。对于投入的300亿元巨资，安家瑶表示这样一大笔钱，投入到真遗址真遗产的保护上会起到更好的社会效益。她建议与其造城不如办学，将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扩建为孔子大学。 安家瑶的反对提案目前已得到了1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支持，但是，文化标志城是否会被喊停还是未知数。
打造一个“文化副都”？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系“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葛剑雄之所以对文化标志城提出设想是由于他所在的复旦大学与多家单位一起受济宁市委托参与了前期的项目的战略规划。他认为，文化标志城核心区可以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纪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类似法国巴黎的先贤祠。葛剑雄同时设想，可以将孔子学院总部从北京迁到孔子诞生地，未来的文化标志城，可以依托现有的孔子研究院扩建，组织对院长及学员的培训，实践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文明对话，颁发联合国孔子奖，举办全国教师节等活动。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高述群说：“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终要解决的是信仰问题。”然而，兴建一座城解决信仰，这恐怕是没有哪个国家有先例可以拿来参考借鉴的，而葛剑雄教授也清楚地明白这个地方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的“麦加圣城”。 葛剑雄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即根据承担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等移到那里去举办。”但面对争议，葛剑雄似乎也很清楚，他提醒有关方面该项目“人大不批不能建”，但是地方仍可退而求其次建一个“文化标志园”，那就谁都无法阻拦了。
观点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很荒唐 作家、文化学者 冯骥才 有哪个城市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在我看来就是北京都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标志之城。没有谁足够权威来命名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因为孔子在当地诞生，决策者就自己造了一顶文化标志城的帽子往头上戴。这不比“海鲜城”、“娱乐城”。用文化来做文章的往往是那些没文化的人，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变为现实，委员之间并没有把这事当作一个重点讨论内容，这种事情无需讨论。当地政府如果荒唐到一意孤行的话，谁都拉不住的话，那就让他们去造这样的所谓文化标志城吧。别说百名委员联名反对，就是问一千个人都会有人来反对。
一个“钓鱼”工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当地像要拍一部电视剧搞一个公关活动一样，破天荒想出了要造一个文化标志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钓鱼”工程，造成既成事实，逼投资方就范，他们拉来名人做招牌，名人也没那么多工夫来研究项目可行性，就任由草台班子大唱“文化好戏”。可怜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空荡荡舞台，唱戏的角儿却是经济GDP。文化建设成了地方要求国家支持其经济发展的最佳外衣。
文化城并非打造而成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陆建松 一个文化城的诞生不是靠经济手段就可以完成的。国家的发展，让我们的确可以有这样的胆识魄力与经济实力去打造一个“文化城”，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但凡历史文化之都，都不是一纸令下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由历史积累而成。
◇记者手记 地方发展不等于国家文化复兴 葛剑雄教授虽对历史地理研究有着深厚造诣，但对于城市规划发展这样专业的问题，他只能以多年来遍游各地的经验直觉来判断一个文化副都产生的可能性。巴西利亚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引以为戒。英国《卫报》昨天以《乌托邦的困扰》为题报道了巴西正在经历的城市疾痛：1958年，巴西决定迁都，将首都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开始要打造一个政治文化的乌托邦，城市规划专家卢西奥·科斯塔和建筑师奥斯卡·尼迈尔设想了城市的一切，开始挥洒想像力，新建的楼房及各类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官员们被迫迁往巴西利亚，而观光者和未来的居民也被国家蓝图吸引。50年过后，眼下交通拥堵，发展停滞，城市不堪重负。而像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一个宏大功能的规划，恐怕不是济宁一地所能完成的。 尽管有诸多学者名人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都还是未知数。向国际招标、建造一个以文化为题的大乐园、为当地的旅游经济下一帖猛药，或许才是策划者的根本需求。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介绍，拿“未来的文化副都”来比照为吸引旅游建造的仿古唐城、宋街，可能有损其形象定位，但无论项目大小，背后都有相同经济利益的驱动。项目始作俑者在2000年以低价取得九龙山地块，继而开始了对项目的包装。文化不过是卖点，专家名人则是代言人。2001年，一份69位两院院士联合发出建造文化标志城的倡议书公之于众。其后，又透露出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多家机构参与论证考察的消息。目前，关于该项目已有了一份400多页的大型论证报告，规划中的标志城，除了兴建连接曲阜、邹城的九龙山的标志性建筑群外，将在位于曲阜及邹城的孔庙到孟庙之间的南北轴线上，设计规划各类文化组织单位如孔子学院、儒商会馆、世界华人会馆、亚洲文化联盟总部等。 从这份规划来看，城市自身有发展需求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地方想要把自身发展需求转换成国家的文化复兴需求就有点不切实际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足以成为全体华人的精神家园，也承担不起“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