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经典：深刻性与娱乐性如何统一？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于丹是用通俗性来普及儒家经典的，但是问题在于，不能用通俗性来牺牲思想的深刻性。对于中国传统经典，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都会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恢复经典原来面貌的问题。
诠释经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这两种方法按照西方来讲，一种是古典诠释，一种是现代诠释。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在中国古代对于经典的解释，这两种方法是交替使用、双向同构的。由此才使得经典成为历史的典籍，所谓“六经皆史”，同时又使得其具有生活教科书意义。因为在整个诠释经典的过程中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所以才使经典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代意义。但即使是“我注六经”，注的再好也能够找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应该是可以谅解的。于丹的书的确很轻松，对于大众来讲，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不通俗，就走不出学者的圈子，但是现在很多类似于丹这类通俗都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通俗。其实通俗应当顾及到思想层面，这两者并不矛盾。比如于丹在通俗化的讲解中，举了一个豪猪的哲学。这个例子当然是叔本华用过的，说一群豪猪到冬天在一起取暖，但它们身上有刺，靠得太近就要被对方刺痛，而离得太远就没有取暖的可能。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距离，她引用这例子来解释中庸，说明处事之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我想于丹可能忽略了鲁迅也用过豪猪这个故事，他也是以此来讲中庸的。但是鲁迅的解释是，如果豪猪刺碰在一起当然不行，但如果中间一只不是豪猪呢，那豪猪肯定会往它的身上靠。而这没有刺的动物也只能听凭豪猪来刺了。于是就引用孔子的两句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来说明所谓中庸的虚伪性。在鲁迅看来，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弱者还是应该有抵抗精神的。在此，我们当然不是要比较于丹和鲁迅谁深刻，仅仅是想以鲁迅为例，说明通俗与深刻统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通俗的名义来牺牲讲解的深刻性。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其实对于于丹的东西，我一点都没看过。而易中天我认识，也看过他的东西，觉得他讲得蛮好的。刚才詹丹也讲到，刘心武上“百家讲坛”是现代传媒工具真正体现大众教育功能的一个标志。原来电视都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从刘心武开始就不是单纯地上课了，而变成了一种娱乐，把一个经典作品讲得很好玩，这里肯定会涉及到专家对这些问题的质疑。近千年中国文化传统都是通过两种渠道来保存的，一个是通过精英的渠道，一个是通过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现在是通过各学科的教育。这就需要准确，要求把握经典的原义，通过这样的教育来联系实际加以运用。中国几千年历史，历朝历代的文学文化能够保存下来，这同精英教育有关。但中国的读书人是很少的，靠他们来传播经典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还靠什么？对于大众来说，永远靠的是娱乐。易中天讲三国的时候，我就在想，古代对于曹操、诸葛亮等《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大多数都是通过说书人讲故事了解的，通过戏曲的传播，不知不觉已经演化成另外一种艺术。包括说书、评弹，过去我在读《水浒》之前就是听说书、评弹的，就是我们在正式接触到经典之前，所接触到的是被歪曲的娱乐化的。通过娱乐的方式让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个东西不是经典，它是另外一种衍生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对大众的接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那么多文化水平低下、没有机会接触经典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就是通过娱乐来的，通过评话、说书、唱戏包括连环画之类了解的。而这样的东西对我们有损害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如果一个人以后不读书了，去农村或者学徒种地做买卖去了，那么他多少还是积累了一点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有用的。而这些和经典没有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不需要对经典有一个传承意义，如果他将来进入精英阶层了，对于整个文化具有传承使命了，就会纠正那些错误知识。对于一个文化经典的流传，特别是这个复杂的、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事实上是通过不同层次来传播的。既有专业的精英教育，也包括台湾流行的蔡志忠漫画，还有像于丹的演讲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把多层面文化变成一元化。几个博士出来指责于丹是没有道理的，她讲的《论语》是在公众平台讲的，对那些没有机会进入大学讲坛的观众讲的。反过来博士是在高等学府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精英文化层面，一个是大众文化层面。还有报道说，有的学校领导鼓励教授要向于丹学习，也这么教书，课堂上也生动活泼，这也是有问题的。于丹的东西搬到大学做学术讲座，就好比让教授到农村讲经学，这都是不看对象做事情。所以对大众来说，于丹、易中天到中央台做的文化普及工作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尝试，实际上是取代了过去的戏曲、评弹、评话的作用，通过通俗讲座的方式来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对当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有好处的。改革开放20年来，对传统文化普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现在通过最通俗的方法来普及，还是有必要的。但这不能与学术研究、精英教育混同起来。
孙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前者对经典抱有一种极大的敬畏感，强调恢复经典的原貌和本义；后者重在阐释今天我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更具有一种个性色彩和现代感。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妨同时存在，并按各自的规律和规范去要求它。对“我注六经”的成果，就要按照“我注六经”的规范去要求它，看它在恢复原汁原味的经典上做得是否准确到位；而对“六经注我”的成果，则按照“六经注我”的规则去要求它，看它是否在不背离经典的大前提下，更切合当下时代和大众的需求。这里有一点要指出的，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心得体会，要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经典原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专一探寻文字背后的隐秘，或是抓住片言只语任意比附，或是搞实用主义的活学活用。刘心武、易中天、于丹三位，可以说都是在通俗层面进行“六经注我”的一种尝试。三个人各有招数，刘心武主要是利用大众喜欢打探隐秘的心理，把《红楼梦》解读成写“宫闱秘事”的秦学；易中天极有幽默感，他善于把古代的人物故事和今天流行的时尚话语有机结合在一起，“放噱”后产生会意的笑声和掌声；于丹则善于把艰涩的经典调制成心灵的鸡汤，安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衡和失落的群体；应该说他们对文化经典走近大众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借用一下以前用过的两个熟语，可以称“我注六经”式的原汁原味的经典为“内典”，“六经注我”式的生发开来的经典解读为“外典”；“内典”是原典，是核心层，“外典”是生发演绎出来的衍生物，是拓展层；学者和文化人可以各尽所能，各尽所长，选择自己解经的方法，这里虽有文野之分，却无高下之别。但作为听众和读者，必须从“外典”走进“内典”，从欣赏阅读经典的衍生品，到阅读原典本身。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普及了经典。
除去媒体，普及经典还有哪些渠道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现代化导致精英和大众的阶层差异加大，这种差异在古代也是存在的。虽然古代科举对于平民身份的限制比较少，但读经还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老大了不工作，几年一次参加科考还是需要成本的。所谓社会现代化应该是打通传统社会中的种种等级差异的。比如国民教育，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国民”层面上实现一个最基本的教育平等。国民义务教育应该由国家花钱而不是由公共教育机构用来赚国民钱的。就文化教养来讲，义务教育应该让国民平等地得到最基本的经典文化的普及教育，这是一种国家责任。看其他一些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中多有基本的经典文化的普及性传授，比如文学名著、古典音乐、世界名画，相关的教学成本都由国家埋单。现在经典文化在不同阶层间的突出的分化，与我们公共教育的这方面欠缺有关。再一个是传媒，我国的公共传媒全面市场化。名教授、权威专家们“精品化”，往往被高价请去给有钱人上课，而一般人不花钱，就只能通过传媒接受大众普及版的、类娱乐化的“经典”。精英——大众与经典文化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慢慢地分化了。如今大众普及版的经典文化在国家电视台、出版业、授课者们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链了。我们的国家电视台由国民税金支撑，就有责任不计收视率、不计利益地请真正的专家来为国民讲授经典文化。还有一个是公共图书馆的问题，如果公共图书馆无法保证让更广大公民阅读经典的话，要打通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也是有问题的。总之，从平等享受经典文化资源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做得不够的。
孙逊：让文化经典走进大众生活，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媒体讲座只是众多渠道中的一条，仅靠这一渠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渠道主要靠新老媒体的造势，热则热矣，但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和措施上的落实，多少带有几分“虚热”；当热度退去，到底能沉淀下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颇让人担心的。讲制度上的保障和措施上的落实，首先想到的是教育。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正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长达十六年的时间跨度内，正是文化经典大有可为的时期。例如我们的教材，小学学哪些经典，中学、大学又学哪些经典，各占多少分量和比重？彼此既不要重复，又能体现一种由浅入深的坡度，这样十六年下来，每个人都有几十篇经典在肚子里打底，就会有一定的文化底气。再有考试制度，这是一根重要的指挥棒，过去主要考四书五经，所以人人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现在不可能也不需要恢复到以前的科举考试，但各级升学考试中，能否有一定比重的有关经典的内容？我认为，抓住了教材和考试这两个关键点，在青少年人生观形成的这段时间里，经典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目前某些教材中去经典化的倾向，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无的放矢。
除去学校教育，社会更是一个大课堂。如上所述，一个人从学校出来，已经有几十篇经典在肚子里打底，他一旦走向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再没有了经典的踪影，那他再有定力，慢慢也会变俗。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在于媒体的力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经典热、国学热，这是难能可贵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例如举办和经典相关的知识竞赛、辩论大赛等。现在电视上各种“秀”的节目很多，为什么不能省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有关经典的节目呢？上海有家中学生报，几年来，坚持举办中学生古诗文大赛，影响慢慢越来越大，对在中学生中倡导阅读、背诵和理解古诗文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节目在电视上放也会有较高的收视率。推而广之，做有关经典的知识竞赛和辩论赛节目，不会没有收视率，而它要比真人秀节目有意义多了。至于搞那种形式上的祭孔复古活动，未免又有点离谱了，在今天并不足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