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塞外李悦将两篇强文结集成《批评于丹》（远方出版社2007年4月），义愤填膺，条分缕析于丹《论语》和《庄子》心得两书中的硬伤，并以所谓启蒙主义者的狂飙态势，表露出对一个时代的流行价值观的怀疑和拒绝，直斥于丹是犬儒主义（遁世主义）者、随心随意生活之人。李悦此举，未免有点高高在上。
通常，我们对某观点鼓掌，不一定是因为它属于真理，而是因为和自己意见相仿；同样，拍砖也不是因为它是谬论本身。西哲伏尔泰云：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姑且不论于丹之“心得”是否算李悦心目中的“正确”，但起码应该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姿态。可是，《批评于丹》全书几乎都是用讥讽挖苦的语气来批评于丹，多次说她只有中小学生的水平，用右脑的思维去做左脑的事，是以娱众的口吻评经典，乃对经典的“大不敬”，根本不配评“孔子”“庄子”，不过一“学术超女”而已。
翻读该书，我有感慨，先入之见，常常害人不浅，也将自戕。反映在《批评于丹》里，不管是挑于丹知识上的“硬伤”，还是自陈对《庄子》《论语》的理解，仍然只能算一家之言。《庄子》《论语》不是针对某位专业人士的书籍，不是在谈论物理学或者天文学之类的专门学问，而是关乎人的价值信仰和生命生活的经典。历代解读的版本甚多，有的甚至互相打架，但这不妨碍其中出现新的“经典”。从这点来说，李悦尽管阐述“精英文化”或曰“知识正确”的《庄子》《论语》，于丹大可“大众文化”“快乐人生”一次。偏激的批评不是良药，干脆各走各道，各不占道，看不惯那就绕着走。
解读一个文本，本就是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和判断，它和解算术题完全不同，其观点并无对错可言。当年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弟子也不全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孔子并不因此大动干戈，大发脾气。器量之大小，往往决定人生之格局，学术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