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家阿来
浏览过阿来博客上的《成都物候记》系列。此前他的很多作品诸如《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部部都是厚重宏大的史诗性作品，没想到大气沉着的阿来写起花花草草，竟然也如此地妩媚多姿，摇曳生情，能如此细致地体味“留春与惜春的情致”，同时还因为史料的佐证读出了一株株植物的前世今生。附在文中的，是无论构图还是意象都饶有趣味的照片，且全出自阿来之手。
却原来，这些都是阿来病中之作。他拍植物写植物已经有三年时间了，只是过去都把关注点放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身上。如果不是因为动了个小手术还在康复中，一时还不能到青藏高原去。手痒难耐，就拍城里的花草过过瘾。“我这人就不能对什么东西上心，一上心，就会尽最大努力去弄清楚。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这个城市最不被人注意的一个方面，她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三年来，阿来不断地搜集植物的资料，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在他的想象中，这远不是一本书能承载得了的内容。“在文体上没有想好，可能跟青藏高原的地理植物学有关，也和今天时尚的游历（不单纯是旅游）贯穿、结合起来。无论地理还是游历还是所遇到的植物，又都关涉到更深的文化。这方面的作品，文体分割一向比较大，地理就说地理，植物就说植物，文化就说文化，我想会找到一种方法把几者贯通一体，而所积累的材料远不止一本书。”
这两年，杂志书（Mbook）盛行，张悦然有《鲤》，郭敬明有《最小说》，韩寒成立《独唱团》，现在，阿来也在琢磨是否赶赶“时髦”。当然，也不一定做，用他的话说，是希望有个努力的方向，“可能将来写小说有写不动的时候，老了，搞点野草闲花。为退休做准备。”阿来幽默地说。而这个与大自然亲近的过程，也是温存他儿时记忆的过程。
谈家乡：留在记忆里的算不得温暖
读书报：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阿来：我对家乡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如果在农村出生的话，肯定留下的是比较沉重的记忆。大部分农村都一样，太穷困。跟乡土文学中描写的农村不一样，乡土文学里农村有着像乌托邦一样美好的田园生活。
但是也有美好，就是自然界的。可能跟我生活的地区有关，老家那一带属于藏区，没有完全上升到高原，有草地、森林、河流，自然环境优美。前后十多里地就那么一个小村庄，出门就是大自然。但是贫困让人很少享受这些美好。所以，今天回忆起来才显出加倍的温暖。
读书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有过“童年正在消逝”的言论，美国文化好像敌视童年的概念。您怎么认为？
阿来：一方面童年可能确实深刻地影响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一辈子都被这记忆所缠绕。在我们重新建构世界时，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你。但是对世界的看法还是要有一点超越性。文学既基于个人经历和感受，又要超越这些，和更宽广的世界和更宽广的人类的经验与情感连接起来，当然，很多时候这分寸难以拿捏。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对家乡的印象也不停地变化吧？您有36年的时间生活在那里？
阿来：我也巴不得每次回去都有新感觉。但是太熟悉了，从成都出发，三百多公里路，哪里有怎样的弯道，哪里有棵漂亮的大树，都太熟悉了。我不断地回去，还是对她有希望，希望她变得好，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希望。但是回去更多还是很正常的来来往往，不过是一天的车程，不能说一抬脚就到，至少油门一踩就到了，没有什么依依不舍。
这也是中国文学中有趣的问题：把故乡的依恋渲染到难以割舍的程度。我不太相信。
如果故乡那么美好，为什么很多人一生最重要的努力就是离开故乡，特别是作为乡村的故乡。当然会存在某种特殊的感情，大概也和古代文学传统有关。在古代，因为交通问题或者其它问题，可能走一次就不回去了，像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常想这个事情。古人这么感叹可以理解，今天的人们再这么表述就有些夸张了。
读书报：但是您依然称故乡为“肉体与精神的原乡”，您觉得，在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人生经历中，故乡给予您怎样的滋养？
阿来：对于我精神的养成、性格的养成、对世界的看法，都有非常深的影响。所以，我想，超越自己在某个方面也是超越故乡。如果还想自己有新的认知，不能老在现有的水准上，离开那个乡村，对农村出生的人来讲，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动机。
除了对我精神气质上的陶冶，更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个立场，不管离开再远，可能我们出生底层，坚持这种立场的人不太多，我还是会站在他们的立场。
在城里，尽管各方面条件都还好，但人们有时候还有不满足，而且我们的不满足比底层人民的还多。我就常常警醒自己，想想我的父辈，我的同时代还身陷农村的人，一切都释然了。我们应该少追求些物质利益，多做些精神上的坚守。
谈影响：每一部作品都与家乡有关
读书报：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与故乡有关。
阿来：这个没办法。
读书报：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个传统的藏族村落，藏族文化和传统对你的人生有何影响？对你的写作有何帮助？
阿来：人都是这样，要表达情感，也要传承集体记忆，一个村庄一个家族都有他的英雄人物，也有很多传奇需要人传颂，更多的是通过故事的方式。我听过很多，主要还是口传的、歌唱形式的。
过去精神更多指向于宗教，我已经从那个环境中出来，精神指向是多方面的。文学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教育的一个方式。
读书报：你的作品主要是写藏族历史，写藏民生活，是希望大家通过你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还是只是出于你个人的写作习惯？
阿来：这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性，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当然客观上可能会有超出自我表达的客观效果。读书报：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我猜测您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的神话、家族传说中吸收营养。但是我记得有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聊斋志异》。
阿来：我们喜欢复杂的东西，包括批评家们也喜欢复杂的东西，把一部《红楼梦》分析来分析去。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好，说不好的东西也未必就那么不好。《聊斋志异》精灵剔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汉语动作和小说形式的把握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也读明清笔记，更不要说散文诗歌。《庄子》里头也有表达很好的修辞，虽然其主要目的不在文学上，而是哲学的表达。
藏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面的独立的文学。书面表达不发达的地方，往往口头表达很发达。我更多地是受口头文学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没能上学识字，有点像回到百十年前的中国，国语还没有推广，生活在方言的世界里。所以书面语言系统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读书报：您是从22岁才开始写作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有关故乡吗？阿来：后来有了正式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我的周围很多人在写。第一篇作品是写草原的。
读书报：您的成名不算早，《尘埃落定》出版时您36岁，而且出版的过程也不顺利。前期的准备过程是否很辛苦？
阿来：之前写过很多，不是很差，但是很多编辑拒不承认。《尘埃落定》发表是在1998年，我准备了十来年。这个过程并不折磨。这得看你对写作的理解。不能说写作没有一点功利之心，也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但是写作本身、阅读本身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本身就充满乐趣。我常常讲，写作要有乐趣，阅读要有乐趣，如果写完小说就住院了——如果是这么苦的事情，我就不干了。
谈创作：写作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读书报：在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您有六年时间一个字都没写。当时您打过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刚轰轰烈烈地谈完一场恋爱，让他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地恋爱做不到。”但是《空山》系列写完后，《格萨尔王》的创作并没有间隔太久。写作时那种“恋爱”的感觉还有么？
阿来：我对写作，不仅是智力的投入，还有更多情感的投入。《空山》对我来说，也一样，但作品太长了，时间也太长了，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巴不得快点结束。
《空山》写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心中有了完整的轮廓和人物的形象，剩下的就是在字数上的完成，所以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准备。《空山》写到中间，因为关涉到沉重的现实，而心情抑郁，就关了电脑上高原。上高原有两件事，一是终止写作，二是观察植物。边写《空山》，边搜集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需要学术上的准备，需要调查考证，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归。正好《空山》的写作过程，是对自己过于沉郁的情感的一种调适。所以，写《空山》时就用搜集格萨尔这样的古老传奇故事来调适。所以，上部作品完成后，马上就能进入《格萨尔王》。
写作需要训练自己，作家也要不断调适自己。我一直在关注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创作中始终高产且高质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像苏东坡、杜甫，托尔斯泰、福克纳……他们的写作持续能力很强。尤其很多西方作家，一生都在写作，写的都不是很差。
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调适，他们是把写作融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写作和生活截然分开。研究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艺术生命长一些，别昙花一现，也别像过山车，上头和下头差距太大，大得让人吃惊。
读书报：这是个非常独特也很实际的研究课题啊！
阿来：也是我同样会面临、同样可能经历的一个问题。我的前半生，写得少，或者说在学习写，后半生要靠这个过日子。物质上是，精神上也是。所以关注这个问题。
读书报：懂多种语言对于写作有帮助么？
阿来：大家表扬我说，阿来用的汉语非常好。我相信和汉语作家比没什么惭愧的，甚至有骄傲的理由。我不相信对语言不重视的作家会是一个好作家。但是长期浸泡在一种语言中，太熟悉了，熟悉到看不到它的优点。
如果有一种语言作参照，很容易地，两相对照，另一种语言的特点会呈现出来。
读书报：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您的语言都特别优美而且充满诗意。
阿来：这至少是我希望达到的。汉语这种文字，承载了古典文学中传承下来的那么多诗学美学的东西，没有理由让她像当下这般的荒芜不堪。
我精心对待文字，是我对语言史的尊重和敬意。说是没用的。爱什么东西，就在还拥有她的时候珍惜她。文字也是如此。
读书报：我们常常是说到爱情时才这么表述。
阿来：爱情只是针对一个人——当然也要珍惜。但是文字是针对无数人。
读书报：《格萨尔王》是属于重述神话的一本。当时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命题作文”？
阿来：其实是两相结合。刚开始做“重述神话”时重庆出版集团就找过我，当时没有答应，因为当时刚开始写《空山》，不太可能腾出手来做另一件事情。另外也不确定写什么，《格萨尔王》也不是他们的命题。《空山》差不多了然于胸，快完成时，我去青藏高原没有目的地旅行。过去接触《格萨尔王》，更多的是案头上的。后来是在藏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民间艺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我找到了入手的方式，不然简单的重述也没有太大意思。想法成熟的时候，恰好他们又来找我。
当时快写完了合同都没签。因为“重述系列”有一些要求，字数不能超过十六七万字。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削足适履。我不反对小说写得精炼。但是就这个题材来说，她本身的体量太庞大，太精炼了就只有干巴的骨头了，像博物馆的恐龙化石，读者也不愿意看。我们写小说，除了大家看到的好处外，还因为写作的过程有点High，有点过瘾。如果别扭，就不写小说了。
读书报：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来，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也许很大程度上还是天赋。如果让您分析自己成功的原因，或者说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些可供借鉴的建议，您认为有哪些因素？
阿来：当然是天赋。中国人喜欢为了别人的高兴说假话。其实很多问题，无须高深的理论与智慧，反问一下就明白：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我是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有人说因为写的是西藏题材。很多人也在写西藏啊，如果写作仅仅是出生在哪里，题材是什么问题这么简单，那我们就像念芝麻开门一样念一下就成名了。
但是西藏给我气质性的影响，抹煞同样很难。写作更多地依赖作家的天赋。我相信上帝造人造就出了不同的人。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仅仅背后有片土地是不够的，仅有天赋也不够，还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把文学作为自己修持的事业。土地给了你基本的视野与感觉，但有价值的文学还要参与全人类的对话，就必须从地域性的眼光超脱出来。
读书报：地域对您有局限么？
阿来：当然。她让我知道一些事情，也让我不知道一些事情；让我敏感到一些事情，也让我不敏感到一些事情。
读书报：您对自己目前生活和写作的状态满意么？
阿来：非常满意。一直认真地努力地写，这是我的目标。每一部作品，不想所有人都说好是假的。但是做不到。只要懂书的人说，这个写得还行，写得认真，就行了。
今天我们喜欢拿广大读者说事。我心目中的读者没有这么大的群体，只要求知的人、爱美的人、愿意认真思考的人喜欢就好。世界这么大，一定有这样的人，同气相求。
记者：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