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是许多观众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与央视其他节目比，《实话实说》还算是质朴而真实的。但后来他不再说“实话”，转而搞《我的长征》、《电影传奇》去了。近见报道，他开列了一份看过的苏联电影名单，但到了俄罗斯大使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被使馆人员全部划去，说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崔永元大概小时看过不少此类影片，抱着怀旧的情绪而去，而俄罗斯人却担心他不具有反省这段历史的能力。
怀旧是人的天性，一首歌，一篇小说，一部影片，往往和我们生命中某段回忆相连。我自己也常听老歌，如《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之类，心头会涌起一阵遥远的激情。但是，过去许多文艺作品，往往又是跟时代的错误连在一起的。如果只是单纯的怀旧，不能深刻反思，哪怕这些影片当初带给我们的只是人性的萌动，它们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情感，都可能不是崇高，而是“刻奇”。
“刻奇”（Kitsch，又译“媚俗”）是一个德语词，原指造作的艺术品，捷克裔作家昆德拉给它赋予了新义，意谓排斥日常生活性的某种自我伟大的激情，通俗点说，就是伪崇高。他认为，这种情感曾导致过去年代许多残酷的事，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基本状态。但事实上，“刻奇”与崇高是不同的，它掩盖的是生活的本真：首先，这种激情的对象本身包含了残酷的事实；其次，它是一种寻求群体归属而又蔑视个人的情感；第三，它有着隐藏的功利目的却又假装高尚。
对于老影片展示的俄罗斯那段历史，今天的俄罗斯人应当最有发言权，他们不像我们能隔着距离抒情，不会觉得这里面有多么感人的东西，或许倒是引起痛苦的回忆更多。就像那首老歌中唱道，“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呦，盖起了多少厂房呦。”它让我忆起儿时向往远方沸腾生活，摆脱平庸人生的情愫。但我更清楚，今天的草原正在不断沙化，消失，刮起漫天的沙尘暴。因为这无情的事实，我听歌时的情绪，才不过是一种“刻奇”。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种“刻奇”的氛围被精心营造出来，社会上下充满了抒情的调子。比如，许多年届中年的人突然开始“青春无悔”，要回忆和讴歌当年的上山下乡，好像他们曾生活在开满鲜花的田野。而事实上，当年许多人在农村过的是很艰难的日子，受尽强迫，前途渺茫。更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最宝贵的青春，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再如，近日有报道载，央视《同一首歌》邀请歌星刘德华参加“英雄母亲”特别节目，刘因档期冲突而婉拒，甚至连写个题词都不肯。为此，节目导演在现场还流下了眼泪，策划人甚至指责刘德华，称他不愿为英雄母亲送祝福，没有爱心。尽管后来澄清说，导演流泪不是因为刘不支持她的工作，而是对母亲们感到内疚，但这种将娱乐与主旋律挂钩的炒作意图仍然十分露骨。所有人都明白，《同一首歌》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公益节目，而是商业演出，背后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
刘德华最近看来很背时，如果说不久前杨丽娟使他遭遇的是“媚俗”，那么这次他遭遇的却是“刻奇”。后者更咄咄逼人，更具道德和政治压力。杨丽娟只是一个人，《同一首歌》就不同了，套用昆德拉的话，导演的眼泪是跟祖国一起流的。尽管刘德华本人一直是个热心公益的歌手，也明知此事跟爱心、高尚毫无关系，可仍然绝对不敢等闲视之。
我们打小受的便是“刻奇”的培育，对于任何日常小事都要赋予伟大的意义，这已经成为了集体无意识，因此也很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崇高，反而常常被“刻奇”所挟持。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俄罗斯使馆人员对苏联老片子的汰除，最近绝大多数网民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愤怒声讨，对《同一首歌》剧组的批评和对刘德华的力挺，都似乎在表明，与上一代人的抒情姿态相比，年轻一代的情感更加成熟，他们在回归经验常识的同时，并没有丧失意义的追求，而是越来越清醒，分得清什么是高尚的情操，什么是“刻奇”的情感。
作者：景凯旋 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