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母亲对您有过什么样的教育？
柯兰：孔家的教育很特别的，我母亲都不裹脚，是大脚。当我舅父离开孔府老家时，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深明大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我要参加志愿军时，我母亲不但没有反对，支持我参军，而且还在会上讲了话，说“我支持我女儿”，还给我戴上“保家卫国”的大红花。这种家族世代的影响，尤其是在大事上，祖先留下的那种正道、正义的影响，常常就表现出来了。
记者：以您的家庭背景，“文革”中肯定在劫难逃吧？
柯兰：我被打入“另册”，舅父在台湾，一些亲戚在国外。无论是“横扫牛鬼蛇神”，还是“批林批孔”，我都首当其冲……那种大灾大难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太悲惨了！但是无论多么痛苦，我都不服，不认罪！一天夜里，我趁黑上了火车，跑到北京国务院上访站去告状……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您的噩梦就结束了吧？然后您就到《天津文学》当编辑了？
柯兰：对。其实我对学校还是挺有感情的，要不我现在怎么办这个国学馆，弄一批小孩来教。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很向往当老师，觉得老师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后来因为政治上对我不信任、不可靠才让我去学校的，所以我不能接受。
记者：我觉得您的性格是很坚持且坚强的那种，并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大小姐的那种弱女子形象。是男孩子性格，且遇事能顶得起来，不害怕。
柯兰：是。亲戚中也有人对我母亲说：你这个女儿生错了，应该是男孩！我上告时我就说，有事我自己承担，不牵连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弟弟，我的孩子，不就是坐监狱吗，我去坐就是了。那时候我在外面过得也不好，所以我也不在乎坐监狱。我不像旧式妇女，我们家里也不是像《红楼梦》里那样的生活，那种家风。比如，我们家里也有许多佣人。如果老妈妈（佣人）喊我：“小姐，吃饭了。”我母亲就会说：别喊小姐，叫小名。你是长辈，一个小孩子家，别叫小姐！不光我母亲这样说，孔家的家风就是这样。孔府里有几百个当差的，这些人在孔府里都叫“家人”，要尊重。
记者：您系统地研究孔家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柯兰：我小时候零零碎碎地就听说过一些。然后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我那时候还在小学里，还挺穷的，穿着一件破衣服，买了几个面包什么的，就回到了孔府收集材料。后来中央告诉我们可以回孔府祭祖以后，我一个人在孔府里住了将近半年。当时孔府里还很荒凉，院子里没有灯，晚上一片黑暗。我像老鼠似的，在孔府里上下游走，收集资料，不论是布满尘埃的老屋、角楼、库房，还是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甚至找出了一些母亲和舅父小时候玩过的小玩意，也看到了当年箱子里我外祖母的那些衣服……
记者：您是否有一种与先人对话的感觉？
柯兰：我觉得我在和死者对话。我走到一个地方，就想，我的外祖父曾在这里走过多少趟，他走的时候想过什么？这些祖先们，这些列祖列宗们，他们的灵在这里，我觉得我是和这些先人们在进行对话，心灵的对话。
记者：您有一种没有人逼迫的使命感？
柯兰：对。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我特别欣赏。我就是五十多岁才开始走上寻根之路的。
记者：如今，您又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国学馆上来了？
柯兰：我这个国学馆是我自己创办的，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内心是一种安慰。虽然办得非常艰难，我却一直坚持着。我并不觉得苦，更多的时候在我心里会升起一种希望，因为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我一起奋斗。
记者：我看，从2006年到2009年，您的国学馆做了那么多的事！
柯兰：我做了那么多事，只有微乎其微的资金。这些事我做得问心无愧。我做的这些事，如果说在天津是走在前头的，我愿意承认。去年七月，中央文明委的领导来检查，听我们的学生背《论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还亲自帮我们请教吟诵的老师，河西区政府也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