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朵乌云都镶着银边，但，每道阳光下，往往也藏着黑暗。当金砖四国的成功广受注目，外资抢进、国际热钱也纷纷涌入时，这些国家固然受惠于经济起飞，但民众却未必能雨露均沾。
拜网络科技之赐，印度十余年来宛如插上了翅膀，翩然有一飞冲天之势。但事实上，在庞大的11亿人口中，有多达八亿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二美元，他们没有能力搭上科技和全球化的翅膀，把自己从一代传一代的贫困无知中拉拔起来，却可以从媒体影视中，看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如何享受，相对剥夺感因此更加深刻，加上外国公司纷纷抢进印度，科技人才和外包人员当红，工资愈来愈高，导致物价、教育与医疗费用都跟着涨。印度社会原本就严重的贫富差距，为之更加扩大，弱势者的挫折感与绝望感也随之更为刺骨。
最明显的是农民自杀问题。印度的农村占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这些底层庶民的生活就是印度的主流生活态貌，而每年农村总有数千人选择自杀，原因通常是经济问题。
印度有句形容农民的话，讲得万分悲哀：“生于债，活于债，死于债。”庄稼人看天吃饭，日子本来就苦，三不五时再来个歉收灾害，往往就无米下锅。银行不肯放款给这些穷光蛋，他们只好找乡间的私人钱庄借钱。钱庄利息当然要得凶，可以高到20%，担保品当然就是农民的田地。但因为利息太高，债款迅速膨胀，经常很快就超过债务人的偿还能力。换句话说，许多人从借钱的第一天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了钱庄的农奴。
庞大的经济压力，无望的未来，沉重的家庭担子，让很多人最后选择自杀。更糟的是，就算借款人死了，钱庄也不允许家人抛弃债务，父债必须子还，债务会继续挂在下一代头上，甚至不乏一出生就负债累累的状况。在债务中出生，在贫穷中长大，再怎么辛苦耕作也没有摆脱债务的一天，最后还是在债台高筑中死去。这样的人生，你不能怪他想提前毕业。
印度年轻女性的自杀率也高得惊人，居全球第一位。1991年每10万人自杀率是9.2人，2004年一项针对10到19岁女性自杀率的统计，是每10万人有148人（英国是2.1人），而且女高于男，男性自杀率是每10万人有58人。这相当不寻常，因为全球自杀率统计是男性约为女性的三倍。可见在极度重男轻女的印度，女性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
无独有偶，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形。最近《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大陆女性自杀率比男性多25%，而且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其中又以农村年轻女性自杀最为普遍，她们平均只受过五年小学教育，月收入才13美元，42%的家庭面临经济压力，38%遭到家暴，以致于自杀年龄逐渐下降。
自杀者固然有其身心因素，但弱势者明显偏高的自杀率，却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的确凿罪证。然而，当万千弱势者以自我了断，集体向体制作出最后一声沈痛的控诉时，有权力为他们做点事的人，却总是充耳不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