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倡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１０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２４日上午８时５０分赠书开始，为了表示自己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晋唐书画学校张森校长跪着将书赠到学生手中，令现场的人惊讶不已（６月２６日《扬子晚报》）。
据张森校长所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赠书的缘由”——我并不怀疑张森校长的虔诚之心，推广国学从孩子抓起也确实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一方面，国学书籍能传授给孩子们必备的历史、天文地理、自然基础、社会家庭、历代兴衰、文化变迁等道理，另一方面，这些传世佳作可使他们在诵读中受到心灵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感染，逐渐构建起人文精神支柱。
我的感觉是，这些年“国学”又热闹起来了。国学自然可以理解成“中国人的学问”，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当代的国人对待传统的国学，自然需要用批评、改造、面向未来的精神。至于张校长对国学典籍如此虔诚的“下跪”，就有些大可不必了。著名国学研究者汤一介曾说：“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事实上，国学中儒家“人治”的治国之道、关于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方面的部分内容，由于与法治精神及现代文明格格不入，都是应当坚决扬弃的。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中，记载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的设坛讲演的场景：“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言语之间，充满了讽刺的意味。鲁迅认为，“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同样的道理，国学也不该“神秘化”，不该存在与普通民众的“隔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对待国学也需要这种“站起来”的眼光。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国学的魅力和作用，做好国学的普及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庄子》有这么个故事，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在东郭子一再追问下，庄子答道：在蝼蚁，在秭稗，在瓦甓……大道若拙，大道若简，国学之“道”，也就在“寻常巷陌”、就在“总角童子”的琅琅诵读声中。如果一提到国学二字就得诚惶诚恐、把国学搞成一门高高在上的学问，恐怕是与发扬光大国学的初衷南辕北辙，长此以往，国学也不是没有被“捧杀”甚至“跪杀”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