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被誉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的柏杨先生于4月29日凌晨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柏杨终其一生以“大陆型知识分子”自命，执着于中华文化的解构和再造。随着他的离去，台湾老一代“大陆型知识分子”已然花果飘零，同样年迈的李敖、余光中之道倍显孤独。
柏杨一生光怪陆离、起伏跌宕、富有传奇色彩。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结过五次婚，最后一任妻子张香华女士在结婚8年之后才得知自己是第五任；从没有得过一张文凭，屡次作弊仍未果却成一代人文大师；殴打过继母，被父亲送走他乡；入狱10年，其间差点被枪决。他，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他的性格，也规定了他的前途与命运。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他是一个标本人物。
柏杨与李敖一样落拓不羁，曾声称“杂文比鲁迅写的好”，但他又比李敖矜持，一再解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李敖不想做“烈士”，他则不想做“大师”，声称自己只是一名“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或能指出我们的文化病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有能力治病救人。他，又是一个文化人格多样且悖反的人物，想做一名振臂一呼的公共知识分子，却又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心怀体谅。
提柏杨，当然绕不开使他声名鹊起的那本“奇书”——《丑陋的中国人》。在书中，柏杨以“恨铁不成刚”的决绝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习气。凡此种种，可能不无激愤，但越过辞藻里的恨意，我们分明感到柏杨先生对中华文化深沉的大爱。这本书后来在大陆出版，迅速引起热烈回响，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于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能不说都起到了领衔和启蒙的意义。
从冷静批判的《中国人史纲》到激烈指责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近年出版的沉淀之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既是柏杨一个人的思想史，也是社会变迁的发展史。经由这一思想历程，我们看到，柏杨渐渐从个人的得失毁誉中走出来，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兴衰荣辱。垂垂老矣的柏杨，即使在抱病在床期间，念念不忘的只有两个字：尊严：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的尊严，有诚信能力、也有包容能力的人。
柏杨曾言，19世纪的中国是“羞辱的痛苦世纪”；20世纪的中国则“充满了惊涛骇浪”，那么21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将会是怎样呢？按照他的意思，大概是“有尊严的中国”以及“有尊严的中国文化”。或许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告别“丑陋”，赢得尊重以及“美丽”。
柏杨走了，他未竞的事业等待后来人的孜孜以求。柏杨应无遗憾，他铮铮铁骨、为中国文化上下求索的一生，已经撒播了“美丽”的种子，给中国人留下了“美丽”的剪影。他堪当是最“美丽”的中国人。（作者：张若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