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西海”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本刊特邀请梁漱溟研究专家艾恺教授和许章润教授就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问题作深度访谈。访谈将分三期推出。
■主持：吴子桐
■嘉宾：艾恺（GuyS.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梁漱溟（图片来源：资料图）
《这个世界会好吗？》（图片来源：资料图）
吴子桐：梁漱溟的思想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他早年曾相信康梁的改良主义，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曾信奉佛教，后来却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艾恺教授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的序言中说，曾经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二位如何评价梁漱溟思想发展中的这些重大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梁漱溟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思想的核心？
艾恺：依我看，是有一些矛盾的样子。但后来我又想了想，中国知识分子这两三千年来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也是好的东西；经过他的衡量，觉得那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是好的东西。所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宇宙观是认为全宇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成分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阴就不会有阳，没有阳也就不会有阴。所以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事实上因为宇宙是一个整体，因此其实也不矛盾。所有先秦的思想家都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于他们也没有仔细地说出来，他们明显地接受了。
一方面，可以说梁先生他本来尊敬基督教。他以前跟基督教也没有接触过，马歇尔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的为人是不错的呀，他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个人是不错的，说因为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觉得基督教这个东西也是不错的。甚至于比如道教，他说的道教也不是老子、庄子的那种道教，是民间的那种半魔术性质的道教、宗教性质的道教。他觉得中国医学方面的基础还是它们打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转变并不是什么转变。我问他，你说你还要当和尚，这怎么可能呢？你当年不是公开说你要放弃？他的回应是，实际上说放弃也没有放弃。道理很简单，因为佛家的方式和儒家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冲突。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跟古代希腊、西方文化区别的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二位一体。我们这个团体，你有资格，你就是里面的，你不能参加别的团体，你就是我们的人；你没有资格，你就是外边的。这就是西方的组织法，古代的宗教组织。这种二元逻辑是跟中国古代的思想正好相反的。比如你可以做孔子的学生，你也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去请别的老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教，我觉得多多少少，学者在中国的文化里好像一直都有神职人员的身份。
许章润：艾恺先生讲得有道理。梁先生似乎不止一次强调说：我其实是个佛家，皈佛，你说我是个儒家，我也接受，但我其实信佛。佛者，一腔悲愿也，所以梁先生感喟“此生有尽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先生一生茹素，似乎亦可于此找到缘由。退一万步言，正是这一个悲愿，早将儒佛联为一体了，于梁先生来说，何须将它们分立而论呢！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梁先生在年轻时候确有许多转向，比如最早赞成改良，后来拥护革命，再到认为通过立宪可以改造中国。当其十六七岁之际，尚在中学读书，就常到议会去旁听辩论，多所迷恋。最后，他觉得，面对“救国建国”这一根本任务，经由上层入手无法建设新中国，相反，须从下层开始，走低端，通过乡村建设、民众教育来营造社会，同时并进而建构国家，将“老中国”慢慢蜕变为“新中国”。
尽管如此，其思其虑，千变万转，总有规律在，绝非心猿意马地乱转一气，亦非仅仅个人意气的无拘表现。1980年代末期，梁先生去世，费孝通先生曾经作文致哀，感喟梁先生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辈子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全部是围绕着问题在打转用心。中国有什么问题，他就思考什么问题，他觉得中国存在着什么问题，就在什么问题上用心思。实际上，梁先生也曾夫子自道：我的学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围绕着心中的问题，“误打误撞”出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慨言：好一个“误打误撞”！是的，中国的情况本身比较复杂，有的地方可能需要改良，有的地方需要民主，而有的地方恰恰是宪治无法适用的，所以梁先生的思想也呈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面相。时人视之为“保守”甚至“反动”，而在梁先生，自有其逻辑所在。因此，我常常想，不管梁先生的思想呈现出多少复杂的面相，他有一条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罢；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佛教的也好，儒家的也好，还是耶稣的也好，都要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来定取舍，而不自限于什么门户。其以儒家自标，申明要出头为儒家讲话，与其说是皈宗于儒，不如说是独取儒者的凛然之气，标立“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青年以后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排斥的，他说“我们政治上第一条不通的路，就是西方民主的路”。但是，迄至晚年，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人帮”气焰正炽还没有倒台的时候，他倒说中国的民主法治一定会实现。大约是在1975年，梁先生独处陋室，撰文探索英国立宪政治之妙，感慨其妙在以民主限制“王权”。1976年之后，他至少两度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的民主法治必逐步展开无疑也。”纵贯一生，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而他的转变全是围绕着“中国问题”的形势来展开，则是确定不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