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得到好处，还不让人家说”
和叶兆言交谈时你会发现，他很少讲自己的“峥嵘岁月”，反倒不避那些“走麦城”、“不如意”的经历。
作为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之孙，作家叶至诚之子，在外人看来，叶兆言在文坛找个立足之地，自是占得先机。然而，叶兆言却被从小教育“干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从事写作”。叶兆言出生那一年，叶至诚因为和高晓声、陆文夫等作家创办文学杂志《探索者》成了右派，生活非常狼狈。
然而当了几年钳工的叶兆言还是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最初的写作，叶兆言觉得“很容易”，可以“一天中同时有两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不过很快，退稿运找上了他。1980年到1985年，叶兆言断断续续地写，却一个字发表不了。“退稿退得我脸皮都厚了，我把它比喻成放鸽子，寄出去，退回来，再寄，如此反反复复。”
叶兆言屡受退稿折磨时，恰好刚当上父亲，又在读研，日子过得相当清贫。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都和钱沾亲带故，用得最多的是刘克。叶兆言说，本来想用德国货币单位马克，但怕用稿单位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笔名还有梅元(美元)、萧菲(小费)。
若换做别人，在退稿运的纠缠下，早就转行另寻出路。但叶兆言却偏偏要一条路走到底。1985年，他终于发表了小说《悬挂的绿苹果》，就此告别写作史上最糟糕的岁月。
叶兆言对于写作的执拗，网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有好友拜访，叶兆言却很酷地说，你先出去逛逛，我还有一个章节没写完。友人只好出去逛街，回来时，叶兆言刚好完工，很热情地招待了人家。
作为叶兆言的朋友，专栏作家刘原将这个网上段子评价为“老叶脾气极好，但却不是毫无个性的人”。刘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曾专门记述了好友的几个“个性事件”：有回，“天涯网”给叶兆言做访谈，有个网民攻击其小说，叶兆言不亢不卑地回应——“很抱歉我的小说给你带来了不适”；还有网友问叶兆言，“你是著名作家，有没有女粉丝送来艳遇？”叶兆言答，“我每天除了写作就是买菜做饭，是典型的坐家，没有艳遇。”刘原记得，后来在南京的饭桌上说起这个段子，作家苏童还调侃叶兆言，说他应该这样回答：“月华同志(叶兆言的太太)，不要以为在网上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
叶兆言在苏童等一众朋友中素来人缘很好，无论谁出新作，他都会找来读读。按他说法，“那是最本能的反应，算是对朋友表示致敬。”几年前，叶兆言在一家杂志上开过“兆言专卖店”，将与他相熟的好友一一“出卖”。余华、苏童、格非……，无一“幸免”。
叶兆言第一次见余华，是和苏童一起，三人约好在上海火车站碰头。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只觉得“个子不太高”，而叶兆言压根没见过。
人海茫茫的上海火车站，“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叶兆言和苏童一旦看到“形迹可疑”之人，就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共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两人也觉得这种做法实在“太蠢”，只好放弃。
叶兆言在“卖”友时，态度的宽和敦厚，被作家陈村评价为“自爱兼爱，宅心仁厚”。而刘原则说，这与叶家的家风有关——端正，勤奋，朴素，温和，低调。叶兆言说他对祖父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永远都是一个伏案写作的背影。多年以后，叶兆言写《1937年的爱情》，到档案馆借来的资料足有一人高。作家林白感慨：叶兆言的治史功夫，文学界是公认的。
其实，叶兆言不仅会真心赞许自己的一众老友。生于50年代的他还表示，很欣赏作家韩寒。韩寒曾说，作协的作家都是被包养的。身为作协中人的叶兆言笑说，古今中外太多的例子都说明，作家其实很难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作协、大学、各种富人或财团等。“作家都有内心虚弱的一面，并不奢望过上高贵的生活，但渴望获得生活的保障，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因此，你不能得到了好处，还不让人家说。”在叶兆言看来，作家的这种尴尬处境，刚好说明作家并不神圣，“被包养是原罪。有些命运难以摆脱，但必须有底线，那就是写作的自由与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旧时传统中，一个成功男人纳妾很正常。延续至今，有人便有某种偏见，把拥有女人的数量看作评判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对话叶兆言：作品不被阅读时便是垃圾
写小说就像给轮胎打气，写到最后把气打足就行了。不要到处讲主题，这样会走气。
《小康》：《苏珊的微笑》是个很“文艺”的书名，听说有人建议你把小说改叫《婚无力》？
叶兆言：改名我是无法接受的。我在写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在那儿微笑。小说写的是一个死亡的故事，而微笑和死亡的对比非常强烈，就像黑白照片一样。对我而言，作品的命名非常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
《小康》：作为男性，你对书中杨道远所扮演的角色怎么看？
叶兆言：杨道远对残疾、并且背叛过他的妻子的坚守，其实是反映了男人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读者可以有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杨道远这么做是因为爱；也可以理解为世故，放弃婚姻等于放弃官场；还可以理解为他崇高，有时人投入到崇高之中，会感觉很好；甚至可以理解为是懒惰和犹豫，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断。所以，杨道远最终的出轨是有代表性的。
《小康》：这本书你收尾很快，苏珊的死似乎还有很多东西可写，但你给的篇幅很少。
叶兆言：省略，或者说不发挥是我追求的个人风格。我父亲的朋友高晓声跟我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像给轮胎打气，写到最后把气打足就行了。不要到处讲主题，这样会走气。
《小康》：“苏珊”为你惹了不少骂名，但你却说，作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连批评的人都没有。
叶兆言：现在人们更喜欢通过话题来表达批评，而不是对故事本身，这样的批评往往发生在阅读之前。作为写作者，我最担心的是没有人去读。一个作品不被阅读的时候，它就是垃圾。我显然离畅销小说很遥远，这只能说明我写得不够吸引人，但我依然很努力，很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就好像把一块石头往山上推，但不一定推得上去。但作为写作者，我只有拼命将它写好，尽可能写好，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就认命吧，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等待机会。
《小康》：文学的弱势地位，是不是说明我们处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
叶兆言：中国是不缺少阅读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正是因为我们把读书提升到如此高的境界，才让阅读变得越发功利。人们都希望能花最少的时间读最有价值的书，就像吃灵丹妙药一样，这让我们的阅读走到很怪、很荒诞的圈子里。在我看，阅读只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可以用来对付无聊，无异于看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
《小康》：你会否怀念文学、作家红得一塌糊涂的上世纪80年代？
叶兆言：80年代，一本书可能会让一个人功成名就。但那时的文学，是变异的，它甚至会代替政治、法律的功用。现在，文学反倒更纯粹，成了真正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
《小康》：在你的写作中，想象力是一个关键环节。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想象力会衰竭？
叶兆言：想象是一种能力，是能力必然就会衰减，如同人的性能力。于是写作就变成一场持久战。最终的失败也许不可避免，但我起码目前还不准备放弃，不战而降是件很耻辱的事情。更何况，放弃写作，我的生活没有意义。
《小康》：20多年，你一直在写。不过总会有人唱反调：“一个作家何必写太多，写几部好的作品就行。”
叶兆言：有人觉得王之涣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让他千古留名。但我想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会凭空只写两句好诗就能让人记住。他一定是写了很多，只留下了一点点。
而且千古留名这样的想法也很可怕，是无端把写作的意义夸大了。写作更多是为了“我”，为满足作者自己。写作就像珍珠，珍珠是什么？就是蚌的体内的一点毛病、痛苦，磨呀磨出来的。写作的人一旦开始写，就是在对潜在的读者说话了，你与这个潜在的读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你不是向他表明你的伟大，也不渴望他的崇拜，你只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和你平等交流的人。因此，写作是很充实的，所谓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我觉得那是针对反响、轰动这些书写之外的话题。
作者：罗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