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语意来源
“百家争鸣”的语意来源有三：一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说过“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出当时多种主张并存的状况。二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三是《汉书·艺文志》介绍由先秦到汉初流行的分属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学派传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的著述，是“诸子百家”的滥觞。
我国历史上的两个“百家争鸣”时期
第一个“百家争鸣”时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多种学术派别竞起、异说纷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这个时期的起点，学界存在分歧。有人说“战国百家争鸣”，有人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还有人说“先秦百家争鸣”，主流的观点认为起点应在春秋后期，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标志。
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出现于“五四”运动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先后出现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古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多次重大学术论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武器的。(朱志敏)
“百家争鸣”最初是对春秋战国时代多种学术派别竞起、异说纷呈的形容，至于“百家争鸣”之说，则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近代中国面临严重危机，独立、民主、进步和现代化，要求摆脱外来侵略和传统束缚。“五四”新文化运动借助现代化的资讯工具，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先后出现多次重大学术论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把“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针。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双百”方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这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并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缩手缩脚；另有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有人说苏联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德国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有人搞多枝小麦，说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等等。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为首都科学、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详细讲了实行“双百”政策的条件、内容和注意问题。这个报告在6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又多次重申并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知识界获得一片欢呼，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多次讨论，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历史上，“百家争鸣”只是对一个时期多种主张并存的形容，我党第一次将“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显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包容百川的气魄。
限于历史环境，当时实行百家争鸣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吗。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陆定一讲话说：“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所主张的自由，是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同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
1957年“反右”斗争中“百家争鸣”被扭曲为批评官僚主义的“大鸣大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的科学进步方针在实际上已不能真正得到贯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作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移的判断，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此前后，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及其引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毛泽东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将长期存在，但这种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理和争鸣、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而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矛盾的一部分原因和解决矛盾的障碍。为此他于1957年后又提出开门整风，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在此过程中，为了消除党内的担忧和党外的疑虑，毛泽东多次讲解“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希望用这种民主形式化解矛盾，实现团结。
1957年“反右”斗争中，本是为繁荣文艺和学术的“双百”方针变成了批评官僚主义、向党提意见的“大鸣大放”了。特别是毛泽东说道：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双百”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又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鸣放中少数人提出的一些尖锐意见，就被看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并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1957年5月28他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稿时明确写上“在我国……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同时，在“双百”方针后面增加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随后，“大鸣大放”这个源自“双百”的口号，与“大字报”、“大辩论”，一起被作为发动群众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形式。尽管后来重申“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但实际上，它已不能真正贯彻。“文革”中“四大”更成为群众运动整垮党委，造成全面动乱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行，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百家争鸣”。邓小平将这一方针由学术文化扩展到“思想理论”领域，并以“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予以保障。江泽民和胡锦涛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将坚持“双百”方针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联系起来。
二十多年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行，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仅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论，我国在各学科领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同观点并起、争鸣。如哲学中有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价值观与人学、文化及国学诸问题的讨论；历史学中有关于运用自然科学和多学科理论方法与唯物史观指导的关系、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史学科的性质与范畴诸问题的讨论；经济学领域有关于计划与市场、国有企业股权转移诸问题的讨论，等等。
应当注意到，这20多年间思想上的争鸣也成为某些社会动荡的部分起因。为此，执政党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为方向和主旋律，是必然的和必要的。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和谐社会目标逐步实现，人们适应变动社会的心理更为成熟，“双百”方针将会得到更加坚决的贯彻，“百家争鸣”会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