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纳等文化历史学派认为，历史取决于三个要素：种族、环境、时代。我也认为取决于三要素，不过与泰纳三要素有所不同：
A 地理、气候环境
B 组织模式；
C 传统文化；
D 国民性。
地理、气候环境的可塑性不大，只能适应，难以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组织模式与传统文化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而国民性则是组织模式与传统文化的产物——一环套一环。
首先考察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
中国东、南临海，西面是高山，北面是寒冷的荒原，处于全封闭之中，与外界沟通非常困难。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会产生封闭内敛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的最初根源。
地理环境把中国人逼上绝境，成功、失败二者择一，难以安于一隅，几乎每一次政治较量的失败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很少有失败者向外部开发蓄积力量东山再起的事例。所以，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是在华夏大舞台上展开的，只有元朝的蒙古人向外大规模扩张过。不过，蒙古人并不能代表华族主体，所以只能将蒙古人的扩张看成一个特例。多数时间，中国人的活动舞台被局限于华夏封闭圈。
中国人曾试图冲破封闭，将生存的触角伸向外界。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绸之路造就了一些富商，在文化上与外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但用现代的投入产出思路分析，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远不如中国带给西方的利益多。换言之，西方（包括南亚、西亚、欧洲）是丝绸之路的最大受益者。
外国人学习中国人的技术，并将其转化为巨大财富，这些技术，除了丝绸之外，还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而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获得利益的例子相对要少得多。
中国人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技术，并不是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而是在西方传教士的逼迫下完成的。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具有划时代意义。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在生产技术层面与西方接触。地图绘制、三角测量法、先进历法、热兵器等都是在利玛窦之后逐渐传入中国的。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并不十分敏感。
火枪传入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才真正用于战争。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火枪仍主要依靠进口。
西方的思路与中国大不同。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引进中国的茶叶。一百年后，茶叶成为英国绅士的生活必需品，年消费量逾万吨。英国每年为此而消耗的白银让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在自己的属地印度试种茶叶，获得成功，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很难寻找到与英国人种植茶叶相类似的例子。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与外界沟通方面十分欠缺，中国的地理位置与环境难脱其咎。
时至今日，中国与外界的沟通也只局限于外交与技术等层面上。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层次的沟通并不畅达，不能不寻找其历史根源。中国的地理环境告诉了中国人自处的方法，但没有教会中国人如何与外界相处，没有教会中国人如何超越环境。
通过三国时期两个战例，可见地理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之影响。
例一，曹操西征乌桓：
并州既定，曹商议西击乌桓。……
但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操有回军之心，问于郭嘉。嘉此时不服水土，卧病车上。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操曰：“吾见北地崎岖，意欲回军，若何？”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而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备。——但须得识径路者为引导耳。”（《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
曹操以袁绍旧将田畴为向导，击败了乌桓，然而代价也十分惨重：曹操的第一谋士郭嘉死于征讨途中。曹操为此懊丧不已。
例二，孔明征讨南蛮。朝臣王连认为南蛮作乱乃“疥廯之疾”，不必亲往。孔明却把南征看得很重：
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吾当亲往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王连再三苦劝，孔明不从……（《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
结果演义出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对一个不开化的蛮族，耗时耗财，七擒七纵，费尽周折。《三国演义》全书一百二十回，而征服孟获就占了四回半。这四回半是《三国演义》中最平淡无味的篇章，从文学角度看是败笔，然而，从社会历史角度看就不同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无论是曹操西征，还是孔明南讨，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出华夏圈，未行半步，先怵三分；未曾交战，已先胆寒。
中国人世代生活在华夏圈。任何政治势力都以争夺对“中原”的控制为最高宗旨。“中原”是古代世界最大的政治角逐场。武王伐纣，就是从当时算是偏僻的陕西出兵，打败殷纣，建立了西周政权。
“中原”及其辐射地带的地貌特征对中国人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未泯。农耕作业，使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因循守旧意识根深蒂固。农耕作业的重复性使中国人重视经验，而缺乏理性思考。中国人对“天”的思考，总是脱离不了“天”对农耕影响这个前提，对“人”的理解同样脱离不了“农耕”这个前提。总之，农耕烙印无所不在。
中国人不仅惧怕西部的沙漠、北面的寒冷与南部的荒蛮，而且惧怕东南的大海。孔子说过“乘桴浮于海”，但实践者却少而又少。只有两个东渡日本的传说，还都缺乏证据，不能当作信史：一个是秦朝徐福替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另一个是唐朝杨玉环为避难来到日本，在今日本山口县登陆。日本有不少徐福与杨贵妃的遗迹与传说，相对而言，这些传说在中国并不像在日本那样流行。
总的说，中国人对大海的态度是回避，而不是挑战。所以，尽管中国的海岸线绵延万里，却始终不具有海洋国家的性质。时至今日，海洋产品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漫长的海岸线仍不相称。
郑和的航海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如果继其余续，一鼓作气，世界海上霸主将非中国莫属。然而中国人却放弃了称霸海上的大好时机，重新龟缩中原，照旧做“争夺中原”游戏。
气候与地理紧密相连。中国人“靠天吃饭”，气候使然也。农耕作业逼迫先人对气候有很深的了解，对节气特别敏感，中国古代农作物以耐旱的谷物为主，只在极少数地区生产水稻。
不妨将中国与日本做一比较：
中国古代农业始终以旱地谷物为主。旱地谷物以家庭为生产作业单位，集体协作显得无足轻重。
早在两千多年的弥生时代，日本就从中国引进了种植水稻技术，从那时开始，水稻便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作业的最大特点是需要大量水资源，由此产生了水的分配问题。水的分配必然导致集体协作。
日本人奉行集团主义组织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家族主义组织原则。集团主义注重地域共同体的利益，而地域共同体建立在共同使用同一水源的基础之上。家族主义注重家庭利益，家庭是近乎封闭的，维系家族团结的惟一因素是血缘。
儒家文化就是为维护家族主义组织原则服务的。
古代中国，“国家”乃放大的“家”，家的原则几乎同时都适用于“国家”。在儒学渲染下，“家”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合一了，使得处于二者之间的“集体”、“集团”等近于真空。中国人离开家族血缘无所措手足。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的概念纵向地串接起来，成为人人都得遵从的生存之道。
摩尔第一个将日本的集团主义与其水稻农耕联系起来（参见《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至今还没有人将旱地谷物生产作业与中国人家族主义组织原则联系起来，我想尝试一下。如果寻找中国人组织原则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在特定地域进行特定的生产作业。这种作业方式在客观上有可能将生产协作控制在血缘体范围之内，做到“万事不求人”。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缺乏协作，就是因为谷物生产无需复杂的协作。“窝里斗”的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养成协商处理公共事务的习惯。
有人将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视为偶然，其实汉武帝选择儒学作为国学具有很大必然性。诸子百家中，儒学的家族理念最接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地理、气候、生产作业方式等造就了儒学。以消极遁世的道家为主流思想不可取。遁世与农耕作业方式格格不入，禁耕求获，民生何堪？以墨家为主流思想也行不通，墨家的兼爱主张缺乏社会基础的支持，让“爱”超越家庭、家族是相当困难的。以法家为主流思想也不切合实际。法家的思想适用于治理“国家”，而不适用于治理“小家”。农耕作业是以“小家”为基本单位的，“小家”没有规范，国家难以稳固。其他，诸如以阴阳家、杂家为主流思想，则更是不着边际。
只有儒学是研究家族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儒家思想在规范特殊人际关系的同时，放弃了对一般人际关系的控制与引导。所以，中国人拙于处理一般人际关系。
一切都有其历史夙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