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历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人类历史空前变革的时代。革命与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与世界范围内的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时代变革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西方现代哲学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平台。西方以外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借助西方现代哲学改造本民族的哲学，才能更新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复兴本民族的哲学。反之，这个民族的哲学就会被淘汰。这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普遍历史现象。这一历史现象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化必然在精神上消灭各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为公共财产。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必然是世界哲学的形成。而世界哲学在现时代来说，就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世界化。其二，哲学形态的多样化、民族化特征突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两个事件对哲学思维的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物理学革命和人文科学的兴起，推动了哲学思维方式由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变；二是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又推动了各民族哲学的更新和发展，使世界哲学日益走向多元化、民族化。这两个特点在中国哲学的转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哲学的性质上，中国哲学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哲学的界限，以西方的现时代哲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维方式，在现代哲学的平台上创造出新的民族哲学，从而使中国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之间出现了逻辑上的断裂；在哲学的形态上，中国现代哲学改变了单一的传统哲学格局，创造出中西多种哲学思潮并存的格局。其中，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创造起着最主要作用的有三种哲学思潮：从中国传统哲学中转化出来的新儒学，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转型的这两个特点，要求我们突破狭隘的民族哲学观念，从世界哲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本文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创造的作用和意义。
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创造的作用和意义，应该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占据主导地位；二是，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形成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21世纪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居于主导地位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双重的变革任务：一重是变革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另一重是批判和改造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双重任务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必然导致文化传统的更新，而文化传统的变革方向又会引导社会形态变革的方式和速度。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中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此，如何解决这双重任务，在哲学上，还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世界历史的一般性与民族文化的个别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些关系上，新儒学和西方哲学各持一端：新儒学主张中国文化中心论，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根，借鉴西方文明的成果，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没有看到由西方资产阶级发动的现代化运动是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运动，这一历史运动在摧毁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必然摧毁以自然经济为其基础的文化形态，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西方哲学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种观点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却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忽视了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与新儒学和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般与个别、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但是，为要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必须首先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解决民族矛盾问题。那么，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现代民族国家呢？毛泽东把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提出中国必须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里，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形式，体现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而中国按照无产阶级的原则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发展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则体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社会形态变革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儒学一样珍视中国传统文化，都做了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哲学的工作。但两者是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向发展的：新儒学是沿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路向，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之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创造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本体论，以此为哲学的理论构架，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哲学内容的更新和哲学形式的更新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只能引起量的变化，后者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即哲学形态的变更。从实践层面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自然经济的理论形态，就其现存的形式来说，是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相悖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就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融入了现代哲学形态之中，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能够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成为对中国现代化有价值的思维形式。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和改造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富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现代哲学，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讨论为契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的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这种发展的理论成果，就是进一步开放了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哲学由对宏观的社会革命的研究深入到对微观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从对生产方式变革的探讨发展到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而处在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遭遇了新的国际、国内的思想挑战。在国际上，西方全球化和现代化思潮从意识形态上否定全球化时代民族价值理念存在的合理性，这就直接挑战了中国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确立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一挑战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在国内，作为对西方全球化和现代化思潮的回应，政治儒学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做了许多的批判。这些挑战，在哲学研究的问题方面，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在哲学思维结构方面，依然在讨论世界历史的一般性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政治儒学和自由主义在批判现有的中国价值理念上虽然提出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却因其在世界历史的一般性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上各持一端，又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问题。因此，如何把当代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化引向更深层的微观世界的文化批判，创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
作者：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