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之后，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希腊人才气多于骨气”。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不知道是否是一个有“才气”的民族，但的确是一个有些“缺钙”的民族，尤其是晚近之世。
史称“幽燕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但那是秦汉的老黄历了。征服了幽燕的金世宗曾这样慨叹：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金史?世宗本纪》）
其实这位女真族的皇帝是赚了便宜又卖乖，这种鸡来随鸡、狗来随狗的“顺民”，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
《元史?世宗本纪》有一段记载也很有意思：
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如果那些宋朝的降将知道将来岳飞、文天祥等抵抗异族入侵的英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教部门排除于“民族英雄”的行列（当然，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对汉族造成白骨如山灾难的人，仍然可以继续被称为“民族英雄”），他们更会庆幸自己的选择。
相对于宋朝，明之末世更令人慨叹。一个当时地球上最富强的天朝大国，竟然被一个人口只有他几百分之一的蕞尔野蛮民族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明亡后侨居日本的遗民朱舜水在其《中原阳九述略》开篇《至虏之由》劈头第一句就是：“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虽然本文重在揭露明末社会腐败，但在历数士大夫、缙绅之罪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散布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后。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先驱。
所以逆虏因之，溥天沦丧。
对“强吞虎豹势如蜂”的满洲强盗“翘首?后”甚至为之“前驱”，这样的民族，知道民族尊严是何物？
清兵入关后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最为惨绝。亲身经历过这场屠杀，九死一生、幸免于难的扬州人王秀楚，在其《扬州十日纪》中记满洲兵卒在屠杀间隙，面对向他们献媚乞怜、无所不至的汉族败类，发出这样的慨叹：“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
在经历过明清易代之际的浩劫轮回、沧桑消磨之后（这个过程消磨去的大都是民族精华），苟延残喘的汉族幸存者，在满洲统治者的淫威肆虐、邪祟熏染之下，“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新旧臭皮囊”，所谓民族精神，更是到了历史低点。顾炎武曾经慨叹：
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亭林文集》卷五《华阳王氏宗祠记》）
当此天崩地解，邪祟流行之际，“正人心急于抑洪水”。而正人心之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人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在这一时期提出，也就并非偶然了。
《红楼梦》作为清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惩创人心”的神圣使命对于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虽然在《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民族观念（华夷之辨）比今天简单，但却是比今天更敏感、更危险的话题。可作者还是不怕“肝脑涂地”，勇敢地表现民族意识甚至反满思想。除了书中无数隐晦的、象征的“诡词”外，甚至也有明目张胆的描写。
我曾说过，打开《红楼梦》迷宫唯一的钥匙??通灵宝玉就是“心”的象征，通灵宝玉上的铭文具有全书总纲的意义，也是对一个被征服、被奴役、痼疾深重的民族最严厉的批评，最沉痛的叮咛，最神圣的诫命。其中的“莫失莫忘”，除了告诫人们应记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历史事实外，还要记住“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二疗冤疾”之“疾”字，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这种记忆的丧失和这种意识的严重缺乏。
二
《红楼梦》的作者，与当年作《春秋》的孔子一样，不能将自己的改制主张深切著明，见之实行，只能史外传心，托之空言。通灵宝玉是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心”的象征，而“言为心声”，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至于贾宝玉另一件饰品??“文采辉煌”的金麒麟，作者宗法《春秋》、史外传心之意，不啻明言。《红楼梦》成始成终的人物甄士隐（真事隐）与贾雨村（假语存），亦关乎“立言”之旨。其实所谓“真事隐”，应该是“真义隐”。真事既隐，则所存者无非假语；借事明义，又何管是真是假。言外有人，人外有世，道不虚明，言不孤立，在善读者自得之。
在《红楼梦》中，甄士隐与贾雨村不仅是结构性人物、寓意性人物，还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代表。通过对二者的褒贬进退，作者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的凸现出来了。
甄士隐，名费。其名字出典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毫无疑问，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而襟怀洒落；甄士隐看破红尘，遁世无悔，明显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在今天某些历史学家和所谓历史小说家笔下，乾隆朝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弘历是真正的千古一帝。《红楼梦》创作的时期，正弘历年轻气盛，发奋作为之秋，政治之清明在历史上也少有。但曹雪芹仍然视之为“道德违费”的“乱世”，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生活在今天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中华大家庭的各族人民，可能无法体验“首崇满洲”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岭南遗民表率屈大均《道援堂集?澹足公阡表 》记其父屈宜之语云：“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汝其勉之。”其《广东新语》卷十二记《僧祖心诗》有云：“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红楼梦》一书，以传奇为《春秋》，无限沉痛，血透纸背，无非是宣扬民族大义，无非是呼唤汉族政权的重建。
小说第一回交待贾雨村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湖州人士，寄居葫芦庙中，卖字为生。太平闲人这样解释其名与字：
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
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又变化飞腾，及时通显。
一名一字，中边俱彻。
当然，太平闲人未免言之未尽。所谓“葫芦庙”者，“胡虏”之庙堂也；所谓“寄居”者，即“反认他乡是故乡”，寄人篱下也。“卖字”者，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此种人达权识变，与时浮沉，侥幸行险，苟且富贵。为汉奸叛臣，为变节贰臣，为世俗之所谓识时务之豪杰，而不足谕于耿介、气节。
所谓金陵十二钗，虽陷溺有浅深，品类难齐，但大都与贾雨村为一路。贾雨存在中秋夜所吟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关合林黛玉、薛宝钗。无论“求善价”也好，“待时飞”也罢，皆所谓英雄不甘寂寞，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于是昧于大义，不择出处，一失足成千古恨。林黛玉“抛父入京都”，行已亏而心未变，质本洁来还洁去，而为法受过，引人嘲笑，亦咎由自取，“莫怨东风当自嗟”。
当然，曹雪芹的礼法观念未免太严峻了，有治乱世用重刑之意，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沧海横流，人心陷溺，存天理，灭人欲，亦救时之猛药。如果天下人都和顾炎武一样坚贞耿介，《红楼梦》完全可以不作。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论元代汉族士大夫，对我们了解《红楼梦》论人的标准，亦有帮助：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踞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抑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
清末民国之际，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们（尤其是章炳麟）对仕清的汉族士大夫类似批评，也连篇累牍。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确有所见，惜乎不能知类通达，更进一层，而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一一落实，入了“以史证诗”的窠臼，高叟之固，局促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