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华文化的体悟经历了一个过程，读书时就认识到流行学术与根本的脱节，毕业以后认真修学儒学经典，才真正开始觉得学问有了着落，但这时并没有摆脱慢心，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随着认识的深化，我渐渐体会到这个傲慢、惟我独尊的心态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极力反对的。人有类别，但心无类别。孟子将理、义看成是心之所同然，六祖也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没有根本的平等心，以争胜心看待文明的差异，就不可能理解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没有通过武力传播，但却有非常大的融合力，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不强求形、相的一致，而是求证于心、求证于理。可以说，中华文化之根就在于这“人心之大同”。在当今世界，文化成了制造种群界限的重要因素，其原因不在于文化而在于种群的争夺。文化不能统摄种群，反而成了种群的附属物，这是问题的根本。争胜心不是文化本身造成的，而是种群意识造成的，想用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这就是种群意识在作怪。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几大文明并不是偶然的，如果将它们看成是教化手段，问题就好理解了。不同的教化手段对应的是不同根器和特点的群体，虽然在究竟与不究竟上是有差别的，但在向善的目的上却是一致的。亨廷顿将文明的差异看成是根性上的对立，实际上否定了“心之所同然”，这是有意制造矛盾。种群不同但都是人，只要不被私欲和偏见所蒙蔽，对世界的认识怎么会有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即使有碰撞也必定是和平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种群意识的表现。各个文明的“代表”都将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化生，冲突也就出来了，但它实际上来自文明的“代表”，和文明无关。如果非要将极端主义归咎于特定的文明，那么只有消灭它才能实现和平，这不正是夷蛮思维吗？当今世界的冲突与不和产生的根本在于“无道”和不文明，是道与非道、文明与非文明的对立，不是文明之间的对立，文明之间的对立不是偏见就是私利在作怪。
中华复兴不是复兴一些表面的形式，而是复兴其根本。局限于文化的形、相，实际上正是“我们”感或分别意识的反映。国内一些学术人喜欢谈论“普适价值”，但却将特定的形式强制性地规定为“普适”，这种思维就好比将火柴盒式的房子说成是普适的，难以让人信服。目前的所谓现代化道路是普适的吗？西方的“民主形式”真的能体现民主精神？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什么是普适的？人心是普适的，道是普适的，而这恰恰是无形相的。古人说：“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又说：“道无方体，不可执着。”预先定一个"普适的"标准必然导致僵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前一段看到一篇文章，说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不是“民主”，而是对专制者的训政，这是典型的将民主器物化的思维。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现代“民主”究竟能不能体现“民为贵”？所谓的“民主”政体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尽管装饰得比较精致，但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政治体制是中国目前仅存的非“普适”因素，学术人谈起政治体制改革都有一种真理在手的“气粗”，它正在成为产生“见解”的最后环节，但“见解”一旦枯竭，马上就有可能会往回走，形成制度的轮回。实际上，政治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靠所谓制度设计就能趋于完善的。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改革的根本是一个“正”字，失去这一点，形式再完美也难以发挥作用。很多人喜欢谈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但大都脱离“正”而谈“治”，脱离人而谈制度。这种所谓的“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其实是一种工具或器物文明，它和“人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反向关系。在人不“文明”时，它们受到推崇，而当人变得“文明”之时，它就显得极为“复杂”和多余。从理论上说，所谓“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离不开人性恶的假设；就现实而言，它与社会大环境和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它不是“终极制度”，而是特定历史时段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制度。人们曾经将国有制看成是终极的，但文化价值环境一发生变化，它不但不能继续存在，还成为批判的对象。国有制的出发点不可为不好，其形式也不可为不巧，但在目前却没有人将它视为“普适”的。一些学术人视“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为不可超越，这同样是忽略了它们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环境。要理解西洋社会所谓的"政治文明"必须将其放在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轻易地将它理解终极的或普适的制度是非常冒险的。
在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走“普适”的道路必然出现“普适”的问题，不可能实现所谓共同发展的目标。现在中央提出“五个统筹”与“和平崛起”，实际上涉及到了新的发展观，但仅仅构建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走“普适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走新的发展道路同样要有文化基础。我第一次听到“和平崛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被希特勒驳斥的“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理论，他认为没有军事和政治实力，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不可能实现。实际上“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理论和希特勒的“武力征服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在理论上更“彻底”。在“丛林法则”之下，“和平”只是实力维持下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和猴群非常相象。在具有争夺猴王实力的公猴没有长大之前，猴群是“和平”的，但它一旦长大，战争就不可避免。如果官方构建的“和平崛起”理论就是经济上的“和平争夺”，那么它的意义不大。我看了一些对“和平崛起”的表述，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到和平、和谐之根本，如果“和平”仅仅局限于手段，那么它与“和平争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就是确立和谐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必然涉及到文化或文明问题。《礼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没有深入人心、启发良知的文化和教育，一切都没有着落。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目前发展模式的问题，对新发展观的表述也越来越多，但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人心不正，一切外在的改造就失去了基础，难以发挥作用。
正理越是被埋没，学术也就越发达。复杂的现实产生复杂的学术，复杂的学术局限于现实的框架之中并进一步将其复杂化，不能超越时代，反而被时代所规范，这就是当今学术和现实的关系。学术的“发达”和所谓“制度文明”的性质非常相似，它们都不是“治”的表现，而恰恰源于“不治”，实际上说是对混乱的确认。中华民族要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道统的复兴、中华的复兴。在有根基的条件下，科技文明、制度文明等改造世界的手段都是可以吸收的。没有根基只会腐烂，哪里谈得上吸收？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本”、“根”没有确立，在此前提下谈所谓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或普世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作者：殷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