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民政局规定，本月起将在全市推广城市低保听证制度：申请者是否享受低保，要在社区召开的低保听证会上，由左邻右舍说了算（7月18日《重庆晨报》）。对低保的种种限制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的一道独特景观：有的社区规定低保者必须参加社区环境卫生、治安巡逻和居家养老服务等公益劳动，有的提出超生、择校、打麻将、经常买烟者、佩带金银首饰者不能享受低保。有一户低保家庭仅仅因为收养了好心人送来的小狗以给病中的一位家庭成员做伴，便被取消了低保资格。
之所以出现种种“限制”，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低保制度”陷入了尴尬，一方面，一些应该享受低保的，却因种种理由领不到救济金；一方面，某些不具备低保资格者，却在尽情享受低保待遇。于是就有了让贫困家庭当众“晒”家庭开支，包括水、电、气、电话费、家庭成员及就业情况等种种“设计”。然而，这些制度设计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低保政策的实施不能以张扬贫困为基础。试想，当贫困者向来自同一社区的听证者“晒”家庭收支后，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某些习惯性的歧视：公共活动不被邀请；子女婚配被别人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等等。
经济上的低收入和生活上的贫困，已使贫困者感到低人一等，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再让他们当众显“丑”，心理压力可见一斑。有些贫困者因此不愿“吃低保”，他们担心领了低保会被人看作“无能、窝囊、没本事”，担心“子女受歧视”，“打死不领’’低保’’”。推进“低保”全覆盖是政府的责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去落实领导干部个人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不去实现政府每年预算的民主审批，不去严格限制花在官员身上的纳税人的钱，却要把精力全方位、全天候“不遗余力”地放在监控周围的穷邻居有没有骗取低保金上？这种“限制”公平么？它究竟羞辱了谁？
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保护线”，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当然，任何人都无权挥霍公共财政，包括低保户。但是，做到这一点，关键还要靠制度设计来完成。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理应定位在家庭实际收入和目前的生活状况上，而不是从其生存方式甚至消费权利上做文章，因为法律赋予人最基本的权利，不仅包括公民的“生存权”，同时也赋予其追求精神文化需要和自我发展的权利，政府无权在制定其低保政策时附带任何惩罚性条件，任何给某个社会群体设置障碍的做法，都会有意无意涉嫌社会歧视，这与我们立足建立一个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财富和收入进行公平有效监控的法制环境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