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了人们对文物修复的好奇心。日前，故宫文物医院正式揭幕开张，将这股关注热潮延续开来。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文物修复师却要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幅古画揭一两个月；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他们用手里的工具，沉默地和历史对话，乐此不疲；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的牢固信仰；他们修复残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同时，将附着之上的璀璨夺目的文化内涵与穿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传承下去。
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故宫文保科技部，探访那些自称“普通人做普通事儿”的顶级文物修复师，看他们如何修复时光碎片。
1文物医院
2016年12月29日，腊月初一。
故宫博物院西侧院墙内侧，故宫文物医院正式揭幕开张。这片原来的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沉寂了几年后，华丽变身为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功能门类科研设施最齐全的文物科技保护机构。
这是一排颇似古代朝房的平房，与故宫整体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建筑长度达361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上和地下各一层。若不身临其境，很难想象这样一排普通的平房内部却是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宽敞整洁的白色通道，两旁是各个“诊室”，所有文物医生均身着白大褂。
医院开张，最为兴奋的自然是故宫掌门人。为了这件事，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许多故宫人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
“病人并不是直接上手术台，而是先挂号、建病历、进行各项检查，再找医生诊断。青铜器、古书画、瓷器等文物也是一样，修复工匠们要看它是什么时代的，成分是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再进行修复。”古老的文物如何与现代医院挂上钩？单霁翔表示，之所以将文保科技部展示区命名为“故宫文物医院”，是因为文物修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像患者到医院看病一样，不仅需要有传统技术的工匠进行经验性的判断，也需要借助各类分析检测的仪器来诊断。为此，故宫配备了文物专用CT机、显微观察设备、无损探伤设备等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
据记者了解，一件文物来到文物医院修复，其过程还真有些像是病人到医院看病。
首先是各文物保管部门，列出需要修复或保养的文物清单，到文物医院“挂号”。根据不同文物的损伤情况，文物医院给出修复意见，然后分别送入各相应科室，这有点像是分诊。然后就是开始修复，文物修复完成后，医院还要填写详细的修复记录，就像是一个病人的病例。最后，修好的文物就可以出院了。这些文物大多要进行展览，它们便可以光彩照人地与观众们见面了。
记者在书画修复室看到，一幅卷轴“躺在”显微镜下接受“检查”，显微镜左侧的显示屏上，直接展示出了卷轴的“肌理”。
工作人员介绍，这台“三维视频显微镜”设备，可放大至200倍。检测图案显示出的是卷轴画纸的经纬线，之后还能用软件测量其经纬线的宽度和画纸材质，如果古画上有缺失，文物医生就能从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寻找相似材质进行弥补。
在青铜器“诊疗室”内，一个青铜器正在接受“诊断”。一旁的文物医生介绍，这一机器学名叫“X射线荧光光谱仪”，与医院里的CT设备类似。将文物放在仪器上，就能“隔空”探测出制作文物所需的各种成分，在后期修复时能直接分析缺失处的材料。
如单霁翔所言，如果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是“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则是“西医”，要建立拥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文物修复医院，必须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
文物医院揭幕当天，因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被一众网友誉为“故宫男神”的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津也在现场，不久后，他和徒弟就要迁来文物医院办公了，“虽然舍不得那个小院子，但是这里恒温恒湿的条件肯定更适合钟表修复。”王津说。
2慢慢来
2017年2月8日，正月十二。
紫禁城外年味儿未尽，宫墙内依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
坐落在故宫西北方向的一处建筑，这里能望到慈宁宫的后墙和故宫最完整的雨花阁佛堂。故宫文保科技部———门旁的牌匾略显斑驳，这儿就是“男神”王津不舍的那个小院子。
与坐北朝南敞亮的宫殿不同，文保科技部的几排房子东西排列，老人们管这里叫“西三所”，被传是曾经的冷宫，实际上是“退休”太妃太嫔们的住所。这个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院落，却是整个故宫办公区内唯一设置了门禁的地方。1950年，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着手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1988年，修复厂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在这里，一代代文物修复师让各类珍宝得以恢复生机。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上大红，铺天盖地的赞美向这群故宫文物修复者袭来。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过了门禁进入第一个小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所在。推开门，地面是旧时铺的大石砖，岁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散落着一层木屑。也许，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乾隆坐过的明代圈椅，或者是康熙使用过的某件屏风。窗户上挂着古旧的白色百褶窗帘儿，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工具和杂物。因为即将搬家，屋内稍显杂乱，但并不妨碍老中青三代修复师各自埋头忙活，木器组组长屈峰正在电脑旁给最近修复的文物归类建档。
一场修行，屈峰这样看待自己过去十年的宫内岁月。十年间，他改变着文物，也被文物所改变，从一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变成了到现在锁门时都会反复拽几下的木器修复师。
2006年，屈峰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梦想当艺术家。当年他的首选是留校任教，可惜学校那年不招人。正在这时候，进故宫修文物的机会摆在了他面前。“来故宫能做雕刻，所以进了宫。”不过，当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还是在屋外的长廊徘徊了好一阵子。
人生路上，屈峰往前迈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他坦承有几次想缩回脚重新来过。
一开始，屈峰看文物就是文物，他就是他自己。第一年里，原则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还有打水扫地。有时候抻脖儿凑近了看，师父都会嘱咐“躲远点儿”。屈峰直言，对这种宫廷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器，他最初不是太感冒，“因为太工匠式了，没创意”。还没有放下艺术家思维的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是一种限制。”
直到有一次，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气儿就做完了。交活儿的时候，师父说：“你做快了。”他不解反问：“做快了不好吗？”师父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此后，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师父叮嘱他“慢慢来”的意思。
除了大型展览，文物修复师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
后来，“你会逐渐把文物当成一个生命去看。你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两个生命在碰撞的过程中，就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理解文物，反观你和周围事物的关系以及思考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屈峰说，修文物跟破解谜语一样，你不断地探讨，但有些谜底到头也还是查不出来。
在故宫的第一个十年，屈峰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独立修复的一件清皇室紫檀嵌粉彩瓷片椅。时隔多年，他仍能准确说出各种细节。
椅子送来时，四条腿里面三条腿都断了，连接椅子腿之间的四块牙板，三块已经裂掉变形，粉彩瓷片也严重损伤。在修复时，要不断地尝试三条腿哪个接口对应哪条腿，而且必须得同时接，否则另外两条腿就有可能对不上。修复难度可想而知。从除尘、拆解椅子松动的部位、清理老化鱼鳔胶、修补残缺处、组装黏合到烫蜡，战战兢兢数月后，紫檀嵌粉彩瓷片椅终于在屈峰手里恢复了昔日光华，扶手外饰喜鹊顾盼生辉。
“文物的价值不在于修复，而是传承。”屈峰说，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生命，“而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将它们的生命延长”。一处小院儿，任由时光变迁，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锁住了匠心。如今，屈峰找到了在文物中和先人对话沟通的乐趣，有时候甚至会为了猜透古人的小心思自得半天。
3静下来
“做这个工作，如果你静，你会变得更静。如果你不静，你必须静下来。”和木器组所在的小院隔着几道墙，漆器组的办公室显得更加安静，一股特殊的气味让人感觉到这里的不同。组长闵俊嵘正在低首凝视一台古琴。同样，他和他的团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离开这个小院儿，入驻文物医院。
闵俊嵘寡言、专业，大家都叫他小闵。他将自己在故宫12年修文物的经历视作一场学习，并且将一直持续下去。
2004年从清华美院毕业进入故宫，闵俊嵘跟着师父张克学学了八年。那是文保科技部漆器室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现在，除了闵俊嵘和他的师兄，其他的年轻人都没被老师傅手把手地带过，于是，小闵就担起了漆器组的重任。
院校注重的是创新，每个从里头出来的人，想的几乎都是成为艺术家。
在美院的时候，闵俊嵘其实看不上那些清代工艺品，觉得它们工艺太繁缛了。直到真正接触了那些器物，了解了它们真实的工艺水平，他感觉那几乎无法超越。
“就觉得你先追上它们的工艺水平，再说别的。”
刚进故宫那会儿，恰逢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院庆，展览任务重。以前文物交接，都是推个手推车，两个人送过来。但那次不一样，直接一卡车拉过来。仅“中和韶乐”，就有编钟、编磬、琴、瑟、笛、排箫、笙等十多种乐器。闵俊嵘当时修了一件瑟，可以说他在故宫的修复生涯起步颇高。
闵俊嵘还见过常人只闻其名的唐代传世名琴“九霄环佩”，器形大气，他一搬，却意外地轻。在一次次动手修复古琴的过程中，他揣摩着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修复有诸多原则。人们常说的“可逆性原则”，在闵俊嵘这儿是不存在的。逻辑很简单：只有具备了修复能力，才会去做修复。若五十年以后，自觉修复水平又提高了，再把原来修复的地方给剔除，那对文物其实是一种损害。
为了修复好一把所有构件都翻开、上面的漆都脱落殆尽的清宫旧藏、国家二级文物金陵易少山斫古琴，闵俊嵘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修这把琴，他还专门去学习了乐理和演奏。
“修复过程中，不能违背古琴基本的演奏功能。如何演奏自己也得懂。”将近十年了，闵俊嵘一直坚持着学琴、弹琴。
“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如今闵俊嵘在闲暇时会弹琴、制琴。在他看来，修复文物，是一场穿越古今的艺术对话，琢、磨，静心，修行，“工匠精神”在一件件文物的修复中，传承。
正月十五后，屈峰准备给组里的老师傅史连仓和新人黄齐成举行一个拜师仪式。仪式很简单，一杯清茶，一句“师父”。对于他们而言，朱红宫墙守护着的不仅是文物和特殊的空间，也守护着现代都市中，已近乎绝迹的一种古典式的情谊和信任。
我国各行业历来有“师带徒”的传统，以往徒弟想要学艺，往往“跟师三年”，再“学艺三年”，最后还“谢师三年”。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学徒学技在身再教授于下一代学徒，技艺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中传承下去。
故宫文保科技部各个组都采用古老的师徒制，各品类的修复专家无一例外，入故宫博物院后都要拜师学艺。相比漆器组，青铜组、钟表组、陶瓷组、木器组、书画组等科室算是幸运，目前仍有老师父带徒弟共同主持修复工作。
今年7月即将退休的木器组师傅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小时候吃过紫禁城里的野菜。从有记忆起，故宫对史连仓来说就像是另外一个家和守候。在别的小孩都在丢沙包、捉迷藏的时候，史连仓就开始在父亲身边穿梭，看着老师傅们是怎样将残损的木器，一点点地修缮恢复原貌，让时光倒流。这种耳濡目染，最终史师傅子承父业进了故宫，父亲也就成了师父。
1980年，史连仓的父亲从故宫文物修复厂木器组退休，他接班进入了故宫。从3岁在故宫玩耍，到23岁接班父亲成为文物修复师，他把一辈子都贡献给了故宫。像他这样的老一辈文物修复专家，就像过日子一样，把故宫当成自己的家。
三年前，史连仓收了第一个徒弟谢扬帆。如今，他即将收的第二个徒弟黄齐成入宫刚刚半年，自言“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或许拜师能让这个年轻的广东小伙儿更笃定地跟着师父，去了解曾经以为颇多“匠气”的文物，并努力摸索与学校“ziyou艺术”不一样的文物修复的门道。
第一年学徒就是练练基本功。至于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辈传下来的。现在，黄齐成每天对着故宫收藏图录中的一件文物进行模仿雕刻，已经三个月了。这是他的前辈也曾经历过的。
“做对事、跟对人，坐得住，热爱一份工作再从事下去，仿佛是一场与内心的对话。”屈峰表示，年轻人有很多选择机会，认真做事总有成功的一天。
但在史连仓心里，无论是老一辈的父亲、50后的自己还是80后的谢扬帆和90后的黄齐成，在故宫里的工作都一样，就是努力干好每一件活，修好每一件文物。
有修复师告诉记者，当下和清代宫廷的修复技艺、理念区别不大，只是工具、材料有差。
史连仓的桌面上摆着他的各种工具，每一样工具都有些年头，而这些工具的把手上，几乎都刻着他的名字。这些不再光鲜的工具，每一件都是史师傅的老伙计，相互摸准了脾气，用顺了手，也有了感情。史连仓说不清楚从自己手里修好了多少件文物，而磨得锃亮的锯边，握得发黑的手柄，每一样都替他记着。
老一辈文物修复师傅，基本是通过接班制进入故宫，在故宫修文物，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辈子的时光，他们有眷念、有感叹。和屈峰、闵俊嵘这些中生代不同，年近60岁的史连仓对西三所有着太多的难舍之情，“新址是四白落地的现代化‘文物医院’，有走廊，也有落地窗。但味道肯定是变了，我父亲工作的时候就在西三所，我也待了37年，总有些情谊割舍不掉。”他说。
《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群人，用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态度，穷尽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王津、史连仓那一代人对工作并无太多选择，但对屈峰和闵俊嵘这样的故宫中生代和谢扬帆、黄齐成这样的新生代而言，时代是另一种面貌——经济蓬勃，世界花花绿绿，多元的价值观极具冲击性。即便如此，他们大多人也选择在故宫待下去。他们经常被问道“没想过要离开吗？”多数答案是：每个人内心都曾很挣扎，不断自我挣扎、自我对话，再自我和解，于是坚持了下来。
在故宫，我们看到的是文物修复技艺的薪火相传，领略到的则是人与物的相互陶冶与融合。单霁翔说，原本默默无闻的文物修复师之所以成为万众瞩目的“男神”、“网红”，打动人的不仅是“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地做这么一件事”，还有他们身上中华文化传承的担当。
纪录片火爆后，故宫成为年轻人求职的热门。在单霁翔看来，故宫的文物保护与修缮工作秉承的是“为未来时代保护今天”的使命，以及“最大限度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文物修复师修复残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同时，将附着之上的璀璨夺目的文化内涵与穿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传承下去。蕴藏在工匠精神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那就是这个城市里许多人的梦想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