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zhongguo经济网北京1月12日讯 近日，敦煌研究院有点火。先是被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与考古学家彭金章“真正的爱情，从不会上热搜!北大情侣坚守58年，为zhongguo留住千年文化遗产(1月7发表于人民日报微信)”感动了一把，接着被“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在北京国子监牵手(1月10日发表于zhongguo文化报)”打眼。从原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艺术专家和研究学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对保护敦煌千年文化遗产的奉献，从牵手腾讯我们看到了敦煌研究院带着沉甸甸的宝藏走进市场走到人们视野中的发展。这里经济日报-zhongguo经济网记者历数敦煌研究院几任院长和他们对文物保护的观点，从中一窥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2017年成功晋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是敦煌学研究的科研单位，是保护敦煌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其它文物的文博单位，是爱国zhuyi教育基地，也是旅游接待单位。
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有着“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他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视莫高窟为“家”。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常书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妻离子散、命运浮沉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义无反顾地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世人介绍敦煌艺术，培养了一大批敦煌艺术专家和研究学者。
常书鸿曾谈起与关山月一起在莫高窟临摹的岁月：“我当时和山月、望云两位老画友在塞外会见倾谈时，都把话题着重在如何从敦煌艺术自4世纪到14世纪演变发展各个阶段的成就中吸取借鉴，为现代zhongguo艺术新创造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深得山月和望云二位的赞同……”
常书鸿在致徐迟的一封信中写道：“让我们有一天能跨上红鬃马并驾在‘戈壁滩’上，追踩蜃楼的霞光，那有若无是若非的宿世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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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他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挖掘
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是段文杰，他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
“1946年到达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虽然在生活上，工作中，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我终于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后悔。”这是2007年出版回忆录《敦煌之梦》时，段文杰写在自序中的话。
他在回忆录《敦煌之梦》写到自己“像一头饿牛进了菜园子，先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他认为大千先生停留的时间短了，决定让自己长久留下来，来临摹和研究这座艺术宝库。
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有一个梦想，即使不能消灭贫困，但飘逸的飞天会指引我们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即使不能消除积怨，但拈花的微笑可以融化人类心灵的坚冰。”为了这个梦想，他一生走在探索和跋涉的路上……
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从1982年到1997年底，敦煌研究院平均每年的科研成果，相当于1980年以前近40年的总和。
由于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外国学者根据从莫高窟流失的文物对敦煌艺术进行研究，一度形成“敦煌在zhongguo，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从1982年起，段文杰不顾年迈，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了道路。从1983年到1994年，段文杰先后倡导并主持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第一届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座谈会、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几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
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如果说前几次敦煌学研讨会是将敦煌学研究引回故里，那么这一次则呈现出敦煌学研究在回归中走向世界的发展态势。zhongguo的敦煌学者在研究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展示了zhongguo敦煌学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在全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zhongguo，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zhongguo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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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女樊锦诗：敦煌女儿——保护
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是北大才女樊锦诗。她从北大毕业后，在大漠戈壁深处潜心研究敦煌珍贵文物五十多年，被称为“敦煌女儿”。她说，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
“我到美国去，别人介绍这位女士是敦煌来的，懂的人立马肃然起敬。这份敬意，不是对我，而是对敦煌的尊重。人们为什么这么尊重敦煌?就是因为敦煌是我们古代文化的宝库。同时代的、留在zhongguo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记录不少都被抹去了，只有敦煌留下了，于是敦煌就成了唯一。守护敦煌，就是守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根，也是守护我们未来发展的根基。”樊锦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这些年，樊锦诗和她的同伴们一直在寻找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把祖宗留下的文物守好、保护好，又要让观众看好，让大众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得到滋养”。
“世界上就一个敦煌，如果没有了，很多zhongguo古典文化艺术就见不着了。我们确实很担心，一直在想办法。”她说。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即使游客再多，也实现了有序可控；先看电影了解、再实地体验感受洞窟的办法，不仅优化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更避免了他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如今已79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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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王旭东——贡献
2014年12月，王旭东接任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又一代的研究人员不畏艰苦、刻苦钻研，守护着莫高窟，形成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王旭东看来，这种在大漠中坚守的莫高精神，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对莫高窟文化的信仰。
“未来，我们还需要从质量上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敦煌学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和敦煌文化走出去的水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尤其是人文交流贡献力量。”王旭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建议全面挖掘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强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拓展传播渠道和方式，让文化遗产与教育深度融合，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王旭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