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浩然（左）与萧长春原型萧永顺合影
从1989年起，陈徒手开始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曾在《读书》连续发表关于浩然、沈从文、丁玲、赵树理、郭小川等人的长篇文章。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zhongguo文坛纪实》等。
1998年，陈徒手开始采访浩然。连续采访3天后，他们就渐渐成为朋友。采访了与浩然有关的二十多位见证人后，陈徒手讲述浩然在“文革”时期的文章《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10年里，他一直与浩然保持着联系，浩然每次从三河到北京，都会与陈徒手见面。
不怵写回忆录
我采访浩然之前，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发表了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专访，表达了浩然写《“文革”回忆录》的想法，其中有“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
这篇访谈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北京的焦国标、南京的吴跃农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浩然，认为他“应该写的是忏悔录”；广州部队作家章明也发表文章批评浩然。
就在我找浩然的联系方式的时候，凑巧人民文学出版社请我参加该社与浩然签《“文革”回忆录》合同的仪式。之前，浩然刚刚在人文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自传。签约地点是在怀柔雁栖湖，去了好多记者，仪式上，浩然准备了一份发言提纲。
当时浩然跟我说，他不怵写回忆录。为什么？他日记特别完整。他后来还找了一本给我看，他的日记除了记录每天的工作、生活，还有对话、场景描写，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阳光，等等，跟他写小说的写法很接近，我觉得很像《艳阳天》的感觉。
那天开完会，出版社安排大家坐船游雁栖湖。在船上我对浩然说我想采访他，做一篇长文章。他当时很痛快就答应了，然后给我画了一个地图——怎么从北京到三河，说得很细。
在湖上游玩时，浩然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痛快，笑声特别多，自己笑，听别人说话也笑。也许因为他跟那一片儿的干部特别熟，他很放松，没那么拘谨。后来我见到他，无论是在三河的家里，还是他陪夫人来北京看病住院，他都比较拘谨，笑声很少。
“我的心太乱了”
我对他的采访连续进行了3天。每天早上我9点钟到他三河的家里，他已经起床等着我了，我们就直接开始采访，然后中午我陪他在外面喝一点小酒，他中午睡会儿——下午两三点钟开始采访到5点多。
当时浩然已经跟北京的文艺圈彻底地自我隔绝了，他一直住在三河，北京的宿舍让儿子一家人住。他住的地方离他的出生地特别近，只隔十几里地。周围的环境也是他熟悉的田园风景，亲戚朋友特别多，周围盖了好多新房子，农民生活和以前比过得不错。在闲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样的变化满心欢喜。
我当时主要想采访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核心问题集中在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金光大道》创作、他与老舍自杀的关系等问题上。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文革”的那种情结他一直解脱不了，不能自拔地陷进去了。大家回忆当时，他总是不愿提；可面对批评，他又觉得必须得说——挺复杂的一种感觉。
他心里有委屈，觉得后来关于他的清查，很多人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他对这个耿耿于怀。比如说他是江青的面首，是江青的特使，他觉得这些说法是人格侮辱，他受不了。
采访浩然以后，我又采访了管桦、草明、舒乙等二十多位当事人，我把两派人的观点都整理出来，当面跟浩然一一核实。
不管是别人的批评，还是对他的反驳，浩然都能听进去。他自己也说，当时的整个运动，夹杂了很多个人恩怨，没法排解，没法调解。在“文革”那样的zhengzhi环境中，北京市文联的派系斗争太复杂，每个人之间都有互相交错的伤害与被伤害。
浩然只是叹气，却不愿意多说什么。浩然只是对草明意见很大，他觉得，草明在斗老舍时揭发说老舍拿美元稿费，做得不对。
后来我把一些当时批评他的文章给他看。浩然安安静静看完了，半天没说话，很郁闷的样子。我在旁边坐着，等他谈自己的说法。半小时后，他叹了口气，苦笑一下，说：“我的心太乱了”，后来我在文章里引了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