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东西方、文化、宗教，这些元素时常出现纠缠在帕慕克的小说中，如《我的名字叫红》、《雪》、《白色城堡》。昨天，帕慕克在zhongguo社科院从代表作《雪》谈起，以“我们究竟是谁？”为题作专题演讲，帕慕克敬重的zhongguo作家莫言和帕慕克作品zhongguo翻译沈志兴均来到现场。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度布克奖获得者基兰·德塞也盛装出现在演讲现场，此时，先前就有的关于他俩是“一对儿”的传言又一次被提起。
帕慕克从《雪》的创作谈起，主要探讨了小说的艺术力量，想像力对一个小说家和读者的至关重要性等问题。在帕慕克看来，“小说提供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当成别人的生命，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谈到无法绕开的zhengzhi问题，帕慕克坚信，“小说家的zhengzhi来自于他的想象，来自他想象成为他人的能力。”
2006年度布克奖获得者、印度女作家基兰·德塞的盛装出席则让许多记者慢慢相信，她可能就是传说中帕慕克的新女友。前日帕慕克刚刚抵京时，有关人员就透露帕慕克偕女友来zhongguo，而那位“女友”就是著名女作家基兰·德塞。此言一出，在场媒体记者皆以为只是玩笑。此次帕慕克韩、日、中亚洲行，基兰·德塞总低调果然伴随左右。昨日当有读者让帕慕克评价德塞的作品时，帕慕克少有的含蓄起来，不希望做出评断，此时德塞则略带羞涩地低下了头。
2006年，两人先后获得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而两人又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学习。帕慕克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而基兰·德塞曾经又是哥大写作班的学生，师生恋的可能性极大，这也许将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帕慕克以《雪》为基础谈论小说的艺术
讲演现场
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阅读和写作时，艺术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小说艺术，我将以《雪》为基础谈论这个话题。《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卡有自己的土耳其名字，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字用了“卡”。小说里的“卡”是在1980年代初作为zhengzhi避难者来到法兰克福的，但“卡”本人对zhengzhi并不感兴趣，诗歌才是他的生命，他是一个生活在法兰克福的诗人。“卡”看待土耳其zhengzhi的方式，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偶然事故，他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其中。奥尔罕·帕慕克
在想象成为别人之前，我实地调查
为了写《雪》，我在2000年亲自去法兰克福调查，当地的土耳其人对我非常热情，带我去了小说中“卡”度过最后生命时光的地方。德国有250万土耳其难民。为了更好地想象小说主人公每天清晨去市立图书馆的路程，我沿着大街走过那些土耳其人的商店，我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有两天我徘徊于土耳其穷人聚居的地方，参观了清真寺、咖啡馆、洗衣店。《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做了那么多不太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我有时候想：“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走过那些街道吗？”
在开始每一部作品写作之前，我都会作一些调查，比如阅读、考察、拍照、摄像，但其中90%的考察结果我都不会在小说中使用，但是我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调查让我熟悉我创作的主题，让我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我在卡尔斯（土耳其东北部小城）也作了同样的调查。我许多小说都发生在那里。我最初对卡尔斯的了解并不多，后来我去过那里许多次，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商店，我遇到许多人，交了许多朋友。我与那些失业工人、大学生、警察、出版商聊天。失业的人也不太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终日在咖啡馆消磨度日，没有未来；警察跟踪着我，后来我在小说中确实写到了警察跟踪“卡”的情节，但这些警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这些调查都进入了小说中的故事。
我用《雪》引入一个我日渐清晰的问题，那就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回想在每个人头脑中的他人、陌生人、敌人，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我的问题当然不是所有小说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经验所熟知的环境，小说提高了人们的理解能力。
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时，我对这个人物的愿望就是让他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讲述那些人的故事的时候，仿佛就在讲述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兄弟，我把这些故事放置在我亲眼见过的城市、国家、社会、家庭中。
掌握小说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能使我们看到在自己身上反映出来的，他们的家庭、家族故事。小说的神奇机制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小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形式，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所有人的故事，但这是小说带给大家狂喜和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卡尔斯的街道的，是把他人的故事当成我自己的故事去描写。小说家可以试验那条将个人和他人分别开来的界限，同时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当我们在阅读、创作小说的时候，他人变成了我们，我们也变成了他人，小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两者。
小说提供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当成别人的生命，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希望进入他人生活的小说家，也不一定进入他人的街道、城市。希望把自己置入他人的生活环境，并认同他人痛苦和麻烦的小说家，首先要依赖自己的想象。小说的艺术能使我们理解别人的痛苦、情感等等。小说的艺术正是以人性的力量为基础的。每一位伟大的作家后面，他最大的喜悦就是赋予他人生命，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想象成为别人之前，我或许要做一些调查。强迫自己去想象，那个“他人”究竟是谁？他者与读者没有关联，但让读者想起最原始的恐惧、憎恶、焦虑。正是这些情感点燃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
对于关注小说艺术规律的小说家，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自己带来益处。思考每个人对立面的他者，能把人从自我的界限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我们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便能够把自己释放。
33年来，我独自在角落试图建立一个安慰的世界
小说家游戏社会的规则，挖掘表面以下的布局，不可避免地会给家人、朋友、家庭、同事带来不安，但这是幸福的不安。小说使我们接近被遮掩的真相，小说艺术能追问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兴奋感，沉浸在那个世界，企图改变它。我们知道，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实际的现实世界。小说既不会全然虚构，也不会全然真实。
阅读小说使读者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真实世界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待在角落里，静卧在床上，平躺在沙发上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就会在小说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穿梭。手中的小说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到访过、从来不了解的世界。小说将我们带到人物隐藏的深处，他们看起来与我们熟悉的人如此的相象。小说不作对错判断，小说是理解。
所以，拿起一本小说仅仅是放松、消遣的时候，在我们阅读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想到我们所处的集体、社会、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同时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喜悦、愤怒、脆弱和耻辱。在我成长的家庭，每个人都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私人图书馆。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和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马斯·曼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家庭西化，还是因为小说是欧洲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小说基本上是西方人发明的，它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每个人都说zhengzhi、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带来的麻烦，文学的全球化早在100多年前就完成了，每个角落都有人在阅读小说，进行思考。
在我7岁至22岁的时候，我想象成为画家，走在街上描绘风景。就像《伊斯坦布尔》中所写的那样，我在22岁的时候放弃绘画开始写作。我想，我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和现在通过小说得到的一样。绘画、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它使我每天花很长时间单独思考、相处，想象每一种微小差异。33年来，我独自在角落里试图建立一个安慰的世界。我从卡尔斯、法兰克福、伊斯坦布尔找寻材料，是想象赋予生活的磨砺。
《雪》出版后，每当我再走入法兰克福的街道，我能感受到“卡”的灵魂。我以某种方式打动了他。马拉美说，世上一切的存在都是被书写的。小说的机制就是它能吸收世界的一切。想象是人性最大的力量。
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
《雪》被看作zhengzhi小说，我对这本书的观点是，zhengzhi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家的zhengzhi来自于他的想象，来自他想象成为他人的能力。并不是政dang、意识形态使我们作出选择，是小说使我们成为zhengzhi。
把自己想象成他人的力量，使我们能成为那些从来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这些人的愤怒从来没有被倾听过，他们的话语也从来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没有什么真正原因地具有zhengzhi兴趣，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我希望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但这是我著作之外的观点。《雪》在荷兰出版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采访时对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土耳其成为欧盟一员，但我在阅读了你的《雪》之后，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事实上，《雪》与我的zhengzhi观点是冲突的，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好事情。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报纸、杂志、电视来掌握这样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分享独特不安的生命，这样的真理只能通过对小说耐心、细致的阅读获得。
关于东西方问题，记者都很感兴趣，我倾向于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为妙。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有个假设，贫穷的东方要顺从西方建立的一切。不可避免的，养育我的文化、生活方式、地方zhengzhi一定会激发令人厌烦的问题，那些记者希望像我这样的作家能给他们一个答案。
当然存在着一个东西方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西方强加的，与一般西方媒体讨论的意义也不一样，东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和平的问题。19世纪，奥斯曼帝国被西方打败，土耳其出现了一批所谓“青年土耳其”的人，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来它的追随者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西化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问题，现代土耳其就是遵从着这样的逻辑———土耳其的贫穷、虚弱源自传统。非西方国家总是面临着西方化还是抵制西方化的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我当然从属于这样一个（西化）信念，但这是狭隘、头脑简单的。西化zhuyi者模仿西方，并改革他们的文化和国家，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最终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强大的国家，这些人是本土zhuyi者、民族zhuyi者。然而，向西方看齐，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持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是毫无价值。这种冲突是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冲突。这些冲突还会导致另外一种混乱———耻辱。
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理解“耻辱”总是把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只要有够多的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相伴。无论在哪里，只要感到耻辱，自豪的民族zhuyi就会浮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虚弱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无法控制的火焰。我试图把耻辱看作是一个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这是小说艺术教导我们的。早报记者石剑峰整理发自北京
早报记者 石剑峰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