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和他的追随者们因对纪录片的激情与热爱而走到一起，最终却演变为敌视与背叛。电影镜头说不清的，是人性的复杂
小川绅介这个名字，多数zhongguo人是陌生的。然而，任何一本与日本电影史相关的书籍都不会漏掉他。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影坛，纪录片以一种极为激进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其核心人物就是小川绅介。90年代初，zhongguo新纪录运动刚刚萌芽，小川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内，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纪录片工作者。
如今，小川绅介已去世16年，但他的zhongguo“追随者”们仍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他。刚刚举行的“第五届zhongguo纪录片交流周”上，就专门设有“小川绅介回顾单元”。“他身上总有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主办方说。
然而，作为大师，小川也是存在争议的。他对电影，有种执著的“理想zhuyi热情”，这份热情，曾让一群年轻人和他一起来到日本最贫穷的农村，过了８年“gongchanzhuyi”生活。他们甘心情愿舍弃物质，边种地边拍片。
但是，这个为理想而生的群体却在8年后溃散了，成员们一个个离去。小川困惑了，在最后一刻，他想要一个背叛的理由。
热爱与背叛
“我们24小时呆在一起。吃、工作、睡在一起，个人却没有一分钱。”“我喜欢甲壳虫乐队，但是我不能听。一切都要是严肃的、深刻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一切都那么沉重，绝不能有个人兴趣，我们是光荣下的奴隶。”
这些尖锐的批评，来自美国导演芭芭拉拍摄的纪录片《奉献》。“开始时，我为小川和他的摄制组感动。想要拍摄一个理想zhuyi的王国，一个没有私人财产的集体，一个为了理想可以献身的团体。”
颇有戏剧性的是，拍出来的片子，却像是小川绅介的控诉会。一个个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摄制组成员，把他的“gongchanzhuyi理想”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甚至说，小川的理想已然成了别人的噩梦。
最初的激情与热爱，如何演变为敌视与背叛，影片没有交代。片中那些宣泄，就像是道德审判。拍摄完成后，芭芭拉也反思说，自己当初的处理手法太过简单了。很多中间故事没有交代。这对小川是种误读。很多人都想知道，小川和他的“gongchanzhuyi”王国，这8年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1974年，小川绅介为了拍出真正贴近农民生活的电影，带着他的摄制组来到了日本最贫困的山村——山形县牧野村。那时他刚刚完成奠定其纪录片大师地位的“三里”系列，本可以在自己的成就中，开始一个更为舒适的选择。
“‘三里’后，小川意识到，电影不光要关乎zhengzhi，还要和人的思想、文化、情感联系到一起。于是，他把镜头对准了绿油油的稻田和一个个农民。在他眼中，那才是日本文化的根基。”见角贞利曾是小川摄制组的一员，在《奉献》一片中，他的回忆与诉说更为中立与平和。
在山形县的岁月里，小川和他的摄制组生活得就像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调查土质情况。一方面是为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熟悉拍摄对象。在小川眼中，即便是水稻这样不会跑动的生命，“也像人一样具有心灵。”
《古屋敷村》是小川到达山形后拍摄的一部代表作。镜头平和细致地记录下稻子拔节、抽穗、开花的全过程。其中，稻子受精的那段更是被奉为经典。要知道这简单一幕，小川他们却拍摄了将近5年。
因为稻子在白天是不受精的，而灯光一旦打起来，再黑的屋子也成了白天。小川他们一次次在显微镜的帮助下，耐心等待。5年后，拍摄最终完成，小川说那是他们与“羞涩的稻子”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沟通，而这个沟通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紧接着，小川拍了另一部电影《千年牧野村物语》，又是整整4年。影片由当地农民参与表演，讲述了一千年前村子里发生的农民起义。小川就是这样，不断超越着自己，总是有新的想法涌现。然而，他的诸多想法还未来得及实现，他的“gongchanzhuyi集体”便崩溃了。
多年后，温和的见角回忆起当年成员们的离去，他说：“时间冲淡了热情，在现实的考验中，寂寞与拮据让很多人感到痛苦。仍旧用精神予以支撑的，恐怕只剩小川一个。”
然而，这也并非见角他们离开小川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成员们觉得，“小川总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见角举例说，山形的那段日子，小川摄制组是禁止看书的。小川要求大家用身体阅读土地，用感受记忆土地，这样才能接近“农”的本质。
在见角眼中，当年的小川就像一面引导着大家往前走的大旗，然而一个团队若总是跟着旗帜在行动，在残酷的现实中必然会碰壁。“如果当初我们能够保持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不要对小川有那么多的崇拜和服从，事情不会走到今天这样。”见角说，那时的大家都被热情和理想点燃了，所有的理智在这份激情中融化了。包括小川也是一样，他经常重复一句：“一不留神，就燃尽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