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个半月时间，逐一寻访北京城内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原来竟有那么多——我一共找到了十五块！
西黄寺中为六世班禅立碑
六世班禅是一位有zhengzhi远见的宗教领袖。乾隆四十三年，他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于1779年6月17日率三千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六十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寺”就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六世班禅在承德参加了乾隆寿庆的全部活动。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京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乾隆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赐地，命名“宗镜大昭之庙”，简称“昭庙”，并决定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四天，做了大型法会。乾隆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帝亲自去西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发高烧，乾隆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道《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6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一百天，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取名“清净化城塔”。这座宝塔现在保存完好，其造型、雕刻艺术是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亭，左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香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极为少见。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石碑。正面是汉、满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即公元1782年。
昭庙石碑和牌坊额头
香山《昭庙六韵》碑(藏文部分)(1780年) 北京日报
看完西黄寺里班禅金塔跟前的两通石碑之后，一定要去香山看看那里的昭庙石碑，因为，它们仿佛是姊妹篇，而且，昭庙的是“姐姐”。
它们是为了同一件事而立的，那就是六世班禅的那次光彩的东行。
纵观历史，在所有的达赖和班禅大师中，受到的赞誉之高之盛莫过于记载在这块石碑上的，所以它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乾隆喜欢在自己的诗词中加注解，刻石时注解的字比正文的字略小。在“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之间，乾隆皇帝做了详细的解说，注解原文如下：“既建须弥福寺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为什么班禅来时，要在热河建须弥福寺又要在北京香山建昭寺呢?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嘉奖班禅远道来祝寿的诚意，二是为了显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中华”。兴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目的正在于此。
最后一句“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里的“雪山”是xizang，“震旦”是zhongguo，“一例”是一统，“庥”是庇荫，“嘉”是美好。说得明明白白，xizang是中华的一部分，共同庇护于一片美好天地中。
这块石碑不得了!
不过，这块石碑目前的处境并不好。昭寺毁于英法联军的破坏，目前除了外围墙、牌坊之外，全是一片废墟，这块石碑目前是挺立在废墟之中的。石碑任凭风吹日晒，很是悲凉。
石碑是方碑，南面刻汉文，西面刻藏文，北面刻蒙文，东面刻满文，汉文是乾隆的御笔。
昭庙外面的大琉璃牌坊居然神奇地完好无缺，可能因为它不可燃吧。这是北京境内最大最漂亮的一尊琉璃牌坊，本身是个大艺术品。神来之笔是它的额匾上有藏文。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正面的是“法源演庆”，背面是“慧照腾辉”。立于1780年，二百多年下来，依然清晰可见，难得难得。因为额匾是石质的，一下子就增添了两块有藏字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