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摩尼教主”演绎传奇
早在《倚天屠龙记》中描写故事发生的300年前，在福建省霞浦县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就已经有明教的重要据点，而且他们也有一个领军人物———林瞪(1003 年~1059年)。根据上万村林氏家谱记载，林瞪是一个早于北宋的方腊近百年就加入“明教”的人物，并且他在上万村附近还有一个堂口———乐山堂，座下弟子数十人。林瞪的两个女儿，也像金庸小说中描写的明教圣女小昭一样，终生未嫁，只是她们不叫圣女，而被称为龙凤姑婆，乐山堂附近至今还建有姑婆宫。虽然林瞪没有小说中张无忌那样的“飞檐走壁”、“乾坤大挪移”的身手，但相传他有“缩地成寸”、“呼风唤雨”的大神通。
上万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三眼天神降下旱灾，上万村连年大旱，滴雨未降，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路，适逢林瞪庐山学道归来，见此情景，祭出“五雷号令”、角端等法器与三眼天神大战三百回合，将其击退，并用“五雷号令”施法降下甘霖，救了当地的老百姓。于是，“五雷号令”就成了上万村林氏一族祖传的求雨法器。
而林瞪求雨所使用的“五雷号令”印章也大有讲究。宋代以来，摩尼教与盛行于东南沿海的雷神信仰及相关法术，特别是地方化的“法教”流派，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文化取向。在宋代，雷法作为一种新兴的道法达到顶峰。专家认为，林瞪传承的“明门”法脉，很可能是这种“文化嵌入”的倡导者，而林瞪在摩尼教徒的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品级，其法脉在福建“明教门”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使摩尼教进一步的“脱夷化”，从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明教门”。
目前，霞浦上万村林氏宗祠还妥善保存着一些据说是“入明教门”的林瞪生前所用的器具文物，印有“圣明净宝”的青铜印章、印有“五雷号令”的银质印章、青铜角端、铁质“金钟罩”和青铜三足香炉。另外，据霞浦县长春镇吕峡村南山岛的当地人讲述，并经专家实地考察，该岛屿尚存留着林瞪修行的遗迹和传说。
据zhongguo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专家的考证，上万村现保存的这些明教的神圣器物的年代及南山岛史迹，无疑是较早的。青铜角端至迟是明代以前的器物，如故宫太和殿尚有一对角端，用于焚香，但脚踏蟒蛇的设计，亦显见使用者具有相当高的身份。至于“圣明净宝”印章，显然是“明教门”教主级的领军人物专用的权威印章，用于各类上奏的科仪表文中，盖脱胎于道教“道经师宝”印章。因为“圣明”和“净”等术语亦见于汉文的摩尼教经文当中，符合摩尼教的教义。历年来，林氏家族只有在宗祠祭祖时才使用这些神圣的器物，而宗祠所祭之主神即是林瞪夫妇。
霞浦遗址早于晋江市草庵
目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尼教遗址，只有晋江市草庵一处。而霞浦的摩尼教遗物再现，填补了我国无宋代摩尼教实物的空白，表明明教曾经在福建地区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又把摩尼教在福建遗址创建时间往前推了数百年。
2009 年3月26日，明教普查组在柏洋乡神洋村民国壬申年(1932年)篡《孙氏家谱》中发现了记载摩尼教(明教)的重要史料，《孙氏家谱》中摘有《孙绵大师来历》，讲述林瞪师承孙绵、陈诚斋、西爽等人事宜，及上万村摩尼教遗址———龙首寺(乐山堂、盖竹堂)简史。按《孙氏族谱》记载，孙绵于宋乾德四年(966 年)在上万村创建龙首寺，即后来的乐山堂、盖竹堂，现遗址尚存，宋元明清历代有重修。陈进国认为，因龙首寺创建的时间比晋江草庵要早，霞浦的摩尼教史迹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
上万村尚保存着明代正德年间三佛塔的石头构件。构件辉绿岩质地，原塔有三座，位于柏洋至塔后公路边，单层四角造像塔。现余留塔片32块，塔构件分别镌刻11 座佛像，塔檐4个、塔刹3块，刻有花纹塔底座等。其中，带有摩尼教特性的石刻像多块。而飞路塔位于盐田畲族乡北洋村公路边上，该塔始建于明代洪武甲寅年 (1374年)，四角形花岗岩质地单层造像塔。塔前石楹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福建“清静光明，大力智慧”碑石，尚有二处，皆系元代的石刻。陈进国说，霞浦的明代石楹联，乃系第三处，意义重大，表明从北宋至明代数百年间，“明教门”一直在闽东霞浦一带活动不辍。
陈进国的研究也得到了zhongguo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教授孟凡人、zhongguo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dang委书记曹中建等专家的一致认同。经过实地考察，孟凡人表示，霞浦的摩尼教遗迹与文物的发现，是近年来我国宗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他完全同意此前陈进国对霞浦摩尼教遗址的研究和推断。
